2011年8月19日，在敦煌莫高窟举行的文化遗产与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作报告。

　　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时，虽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

　　毕业1年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变成敦煌的人了，哪像上海姑娘？”

　　然而，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没走。1000多年来，能工巧匠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Ａ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大。”樊锦诗说。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实施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须拍摄４万余幅照片，并需要繁复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质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着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说到这里，身材瘦小的樊锦诗，突然坐直了身子。“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算是一种回归吗？”记者问。

　　“对。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记者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