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情绪和行为，而且对公共权力形成某种制衡。

     马克思曾指出，舆论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舆论监督是社会舆论的法庭。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著名文献中指出，应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私地批评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

    美国“民主之父”杰弗逊把自由报刊视为继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提出报刊有责任监督政府是否越出权力边界，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制衡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爱德蒙·伯克曾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普遍舆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发挥作用；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

    英国思想家边沁曾对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作过深刻的阐述，认为全体公众构成了一个法庭，比其他所有法庭累加起来还要重要——这个法庭虽然会犯错误，却不会受到腐蚀；它一直努力使自己更加开明，它囊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智慧和正义，它始终决定着全体公民的命运，它所作出的处罚无可逃避。

     新闻之所以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是因为新闻的独立原则和自由原则。在西方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是独立的实体，具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自我发展，自负盈亏。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受到法律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府、法院为表现民主、公正、公开的姿态，允许新闻界自由采访和报道，新闻记者可以自由出入除军事禁区之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可以采访那里的任何人员。这种独立性使其能够不受政治干扰和政府制约，而依照新闻法进行独立活动，从而敢于揭露社会矛盾，披露官场丑恶，抨击腐败现象。新闻的客观性和时效性，保证了客观、及时地捕捉和反映社会中发生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并对其如实报道、评述，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和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曝光。

    北欧国家重视媒体的新闻监督作用，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对政府官员行为操守进行监督。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其新闻出版自由有着十分坚实而独到的法律保障和社会基础。媒体接到投诉会负责地作出调查，并予以曝光。据瑞典反经济犯罪局介绍，前几年该局根据公民举报，查实有几个建筑公司之间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媒体对此追踪报道后，受贿的公司负责人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惧怕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最后跳楼自杀：前副首相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被发现曝光后，受到了处理。

    芬兰中央银行行长有一次在公务接待中点了一道鹅肝菜，传媒公布菜单后被指责“超标”，结果只能引咎辞职以谢国人。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长林德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自己及配偶所在的高尔夫俱乐部提供政府资助，政府司法总监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文化部长批准向高尔夫俱乐部等文体设施提供资助本是权限内的事，但林德本应根据利害冲突原则要求回避。林德在议会遭到质询后，一周之内便无奈地宣布辞职。通过媒体的追踪报道，全方位、全天候式地监督，可以迫使腐败者缩手，中止不正当行为，防止腐败得逞或避免更大腐败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