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共同问题。有些政党能够成功地把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另一些政党未能有效地处理好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导致双方矛盾和冲突加剧，影响了国家社会发展进程。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主要做法

    西方发达国家具有适合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公民社会环境以及相对良好的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磨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良性互动状态。

    （一）在准确定位关系的前提下促进相互发展

    社会组织与政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谋求国家政权、不介入政治权力之争，而是通过影响政党和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的途径参与到民主治理进程中。换言之，政党的奋斗目标和活动空间“在朝”，而社会组织的目标指向和活动空间“在野”。社会组织与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为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合作与相互促进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政党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借助执政党的力量扶持资助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许多政党也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网聚的民众力量尤其是来自草根的民众力量扩展自己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给政党提供了联系社会、动员社会和支持执政的力量来源。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的选民都是某个社会组织的成员，有的还是几个社会组织的成员。这些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选择和成员力量，通常对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任何一个要赢得选举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不能忽视这些力量的存在。比如，由早期社会组织演变而来的一些政党和欧洲左翼政党与相关社会组织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思想、组织和活动方面与社会组织保持联系、协调和互动关系。

    （二）在广泛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实现相互借鉴

     鉴于相对独立而强大的社会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十分注重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比如，欧洲国家的一些政党设置了同社会组织对话的专门机构，有些政党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参加一个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更广泛地联系社会，了解民意；与此同时，有些政党组织联席会议、俱乐部或政党论坛，吸引社会组织参与政党的一些活动；也有些政党通过对社会组织提供“人力参与”、“财力投入”、“物力资助”等方式，把各种社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其成为政党的外围组织，发挥其智囊和参谋作用。例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在日常工作中十分重视同诸如“全国步枪协会”、“退休人员协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通过这些社会组织为本党争取更多的选民。

     此外，一些社会组织在思想政策创新方面常常超前于政党，这些由社会组织率先提出的新思想理念和新政策主张往往被政党吸收并变成政党思想和主张。从社会组织中吸取先进有益的思想和主张为己所用，成为政党思想政策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英国工党的妇女权利思想就来自争取妇女选举权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引进项目党员制、组建专题类基层党组织就是借鉴了社会组织灵活的组织方式，美国民主党的社会保障思想来自倡导设立养老金的社会组织，许多政党的环境保护思想来自绿色和平运动。

    （三）在健全法治的制度框架下开展平等合作

    法治构成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基础。在处理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上，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平等合作。注重法治就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以此规范制约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运作方式。有的国家通过加强社会组织的立法工作，使政党对社会组织的主张通过立法机关的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所有社会组织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比如，日本的《促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明确规定，特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目的并非为了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个政治理论；并非为了提名、支持或反对准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正担任公职的人或政党。有的国家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比如，英国工党在执政时期，努力加强其领导下的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合作，签署了《政府与志愿者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受到明确的法律约束，以法律上的平等关系为前提，在既有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发展互动关系。社会组织既可以通过对话、协调机制影响政党和政府政策，避免大的突发性危机的产生，也可以与政党建立一定的政治联合，支持它们所希望的某些政策。政党通过在法治框架下与社会组织的协商与合作，可以实现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为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起到积极作用。

    二、原苏联东欧国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历史教训

    （一）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限制了社会组织发展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苏共处于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成为包括一切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团体的领导者。由于苏联的公民社会长期湮没于政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既缺乏活动的政治空间，也很少有发展壮大的动力。苏联的普通民众养成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感和惰性思想，来自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受到压制，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和限制。

    （二）政党掌控下的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组织的权利是党给予的、领导干部是党指派的、活动资金是国家拨付的，社会组织具有同政府机构相似的行政级别，在法律上和业务上都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成为传达和贯彻党的政策意图的桥梁、杠杆、传送带。社会组织普遍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表达民众意见和意志的意愿和途径，更无权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逐渐成为与党和国家机关没有区别的社会组织，甚至有些社会组织演变成了官僚主义团体，根本无法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三）体制外社会组织受到压制而发展成异己力量

    除了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外，基于自发自愿原则组建的体制外社会组织一概被视为抵制和对抗党和政府的“异己力量”，因而受到拒绝、压制，甚至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空间。在执政党的强力控制下，被视为“异己力量”的社会组织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生活，而是依靠自身的组织力量和外部支持努力寻求发展的时机和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一些长期受到执政党压制的社会组织利用民主改革的契机释放自己组织的能量，同时大量新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戈尔巴乔夫一改过去严格控制社会组织的做法，取消了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导致苏共失去了构成其执政群众基础的传统社会组织支持，失去了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进而丧失了群众支持。一些新生社会组织打着“支持改革”的旗号，冲击苏联的传统社会组织，形成与其争夺群众和资源的局面。一些社会组织向政党方向发展，比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等在体制外争取权力和权利的社会组织在苏东剧变中发展成政党组织。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苏联东欧国家一些社会组织充当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直接推动了苏东剧变的发展进程。

    （四）执政党缺乏应有法律来规范和限制社会组织

    在原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及其领导人长期未能把其掌控下的社会组织纳入到法治框架下进行治理，同时未能依法对非正式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和必要的限制和干预，也没有对改革浪潮中涌现的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活动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而是对非正式社会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活动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不仅损害了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而且丧失了执政党的权威性。当社会组织的分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全国蔓延之后，苏联才在1991年颁布了工会法和社会团体法，而这些法律在苏联急转直下的形势下于事无补。

     原苏联东欧国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历史教训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将所有的社会组织严格地掌控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下，虽然暂时掩盖和压制了各种不同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诉求，限制了体制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抑制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但同时也关闭了执政党联系公民社会内社会组织和民众的途径，助长了党内官僚作风和特权观念，加剧了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民众间的隔阂与矛盾。这种模式不仅不利于社会组织发展，而且长期的压制和限制做法也削弱了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最终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不发达，苏联东欧国家在顷刻之间解体崩溃之后，社会长期陷入一片混乱；另一方面，在政党强力掌控下受到压制的社会组织在苏东剧变中演变为“反国家”的力量。

    三、发展中国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不同模式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做法也大相径庭。概括地说，发展中国家政党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基本采取严格管制和宽松自由两种不同模式。

    （一）严格管制模式

     严格管制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尤其是在那些政治稳定度不高的、采取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最为普遍。在威权主义体制下，社会组织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执政党掌控下的政府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组织不仅被排除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甚至在一些国家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颜色革命”爆发后，中亚一些国家开始对本国和外国的社会组织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和行动，规范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乌兹别克斯坦禁止涉及与该国民主问题相关的社会组织运行，在2005年，乌境内超过60%的社会组织被关闭。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政府都开始对外国机构和社会组织与该国政党的接触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警告外国社会组织不要干涉其内政。此外，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社会组织和在该国活动的外国社会组织也采取了严格管制的管理模式。比如，津巴布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本国社会组织接受任何外来援助。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等国政府或驱逐了在本国从事“民主援助”活动的西方社会组织，或通过新法案禁止本国社会组织从事救济活动以外的任何工作，以及接受任何外国援助。

    （二）宽松自由模式

    宽松自由模式主要存在于崇尚自由结社的西方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少见。在处理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上采取宽松自由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以下3种类型。

    一是具有“弱政府、强社会”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处于弱势地位，而社会组织处于强势地位，使社会组织发展具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比如，菲律宾的一些社会组织与根据地方政府法律创建的政党几乎平起平坐，并且积极地参加了选举活动。再如，巴西的社会组织为劳工党及其候选人卢拉参加总统竞选提供经费等帮助，使卢拉几乎赢得了巴西东北部半数的选票。

    二是从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的不完善，一些拥有强大优势地位的社会组织乘机介入政治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有的社会组织甚至直接演变成政党。在东南亚国家，“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和“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在威权主义统治时期遭到压制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些国家民主体制和政党制度完善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是具有多元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作为被西方国家视为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上采取相对宽松自由模式。在印度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分散、自治的时间多，统一、集权的时间少，加上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影响，形成了崇尚自由与民主的传统。在印度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义思想指导下，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相比，社会组织享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更多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空间。但是，在印度的多元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框架下，社会组织的自由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印度高度关注具有国际背景的社会组织的活动，对其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行为方式进行行政和法制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渎职不履行义务等。（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