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

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社会腐化程度往往最为严重。随着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腐败诱发因素不断增多，而制度供给相对滞后，腐败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呈现易发高发态势。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有着十分相似的国情，都是腐败易发高发期与现代化加速期、经济发展瓶颈期、政治民主深化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高度重叠。研究这些金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正确判断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好国内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版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文章，介绍印度、巴西、俄罗斯三个金砖国家应对腐败高发期的种种探索。

印度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印度国内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腐败问题更是愈演愈烈，招致国内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印度历史学家拉玛昌德拉·古哈认为，印度腐败过于严重，若不有效治理难以成长为超级大国。

在印度，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印度社会的一个痼疾，被辛格总理称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

在政治改革深化期，金钱政治、家族统治和罪犯从政现象严重，极大地侵蚀了政治廉洁性

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有大大小小的政党1000多个，选民7.14亿人(其中文盲选民约4.7亿人)。但是，一人一票的全国性直接选举导致选举成本高昂，选举质量难以控制。为竞选成功，政党常常需要接受私人财团的秘密赞助。政党执政后，又利用职权大力回馈赞助者和支持者，制定便于筹募政党经费的政策，导致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更加盛行。2013年5月，印度前首席选举专员库内什抨击选举是印度腐败现象的最大根源，贿选、裙带关系、贿赂议员等政治腐败行为愈发严重，已经渗透到立法机关和政府决策过程中。2005年12月，11名议员因收受贿赂后提出带有偏向性的议案而被迫辞职。在4835名现任联邦和邦议员中，竟然有1448人面临刑事指控，占比近30%。有的议员尽管劣迹斑斑，但依靠家族编织的各种关系网和私人财团的秘密赞助成功当选。据统计，在本届543名人民院（下院）议员中，30岁以下的全都有一定的政治家族背景，40岁以下的有三分之二是政治家族的“世袭议员”，50岁以下的这一比例则为47%。除尼赫鲁-甘地家族统治印度近40年外，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旁遮普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都出现了父子相继担任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的情形。英国《金融时报》称，其他国家的显赫家族背景会给政客们一定的帮助，而在印度则代表着必然的成功。针对种种乱象，印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学习英美国家，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结果在英美催生出违宪审查、三权分立，在印度却产生了一堆“蛀虫”。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审批经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危及经济健康发展

印度经济步入快车道后，权力寻租空间巨大，而公共官员薪资低微，政府监管又乏力，使得腐败在印度成为一种内在有动力、外在少监管、轻易能得逞的行为。2012年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托什·瓦尔什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印度亿万富豪占全球总量的6.9%，财富总值超过全国GDP的20%，绝大部分富豪与美国镀金时代大亨们一样，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都是与各级政府“密切合作”，低价占有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制定于己有利的政策法规和构筑行业垄断地位。官商勾结和监管缺失导致印度灰色经济规模庞大，政府税收流失严重。据印度国家统计局估算，印度灰色经济近5000亿美元，占GDP的40%左右,偷逃的税款高于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印度只出现过1件腐败大案；1991年至2001年，全国发生26件腐败大案；2005年至2008年，被揭露的腐败大案多达150余件。事实上，政客的财富增长速度远非一般人能比。根据个人申报资料，2004年至2009年，157名连选连任的人民院议员平均资产从2000万卢比增长至6000万卢比；2009年至2011年，59名最富有的部长的平均资产从7000万卢比增长至1亿卢比。贾坎德邦前首席部长柯达，29岁步入政坛，从政不足十年，但被印税务部门查明的秘密资产高达10亿美元，在泰国和利比里亚都拥有酒店和煤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莫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过于强调经济成就但机会不均等，那么腐败就会比较严重，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发展。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年经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83个国家中仅位于第132位，在五个金砖国家中排名垫底。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年》，基础设施匮乏、腐败和官僚作风严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在腐败易发高发期，领导层决心不足，反腐败机构资源不足，司法效率低下，导致惩处不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期，以前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势力迅速壮大，印度成为“多首之邦，而非多邦之首”，领导层难以凝聚起遏制腐败的坚定意愿。例如，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拉贾腐败案曝光于2008年，但两年后才被查处，原因是国大党担心触怒拉贾所属的政党，导致执政联盟的分崩离析。在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监督机构，有权提建议，无权惩处腐败官员。2005年至2009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严厉惩处的案件数量为13061件，但最终只有846件被提起刑事起诉，仅占6%。中央调查局隶属于警察系统，容易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扰，而且长期面临人员短缺和经费不足问题。2011年5月，中央调查局编制是6539人，但实际在岗人员仅为5100人，缺编30%左右。实际上，为加速案件审理进度，印度成立了特别法庭，专门审理中央调查局查处的腐败案件。但是，截至2013年1月，全国特别法庭有9927件腐败案件等待审判，其中2245件被搁置10年以上。不少印度专家指出，在家族政治和裙带之风盛行的印度，要破除各种利益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网，没有一个权力相对较大的反腐败机构是不可能真正治理腐败的，因为当惩罚来得既不快又不够有力时，肯定无法阻挡不诚实行为。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人民诉求逐步多元化，腐败容忍度急剧降低，极易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后国内经济增速骤降，政治陷入泥潭，外资望而生畏，印度中产阶级对政府施政能力愈发不满。2010年以来，随着政府高官不断地“前腐后继”，特别是印度审计署揭露出政府低价出售手机运营牌照造成国家损失390亿美元、贱卖煤矿导致国家损失340亿美元，广大民众对腐败从容忍转化为愤怒，从愤怒升级为仇恨，公开表达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强烈不满。2011年是印度的“街头抗议之年”，各种反腐败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各股势力在瞬间找到了发泄不满情绪的共鸣点，迅速汇集成一股反对执政当局的强大力量。席卷全印的“绝食至死”成就了甘地式的“反腐斗士”安纳·哈扎雷，但严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埋下了社会动荡的隐患。更为严重的是，最大反对党人民党时不时以反腐为名，要求辛格总理下台，甚至拒绝出席议会，导致议会陷入瘫痪状态，许多提振经济的方案迟迟无法出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等更是因党内成员面临腐败调查，威胁或已经退出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直接动摇了辛格政府的执政基础。（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