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长期的发展转型，尤其是高度增长之后的转型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腐败困境。在腐败诞生的背景、原因、表现形式以及腐败治理的各方力量及其互动关系上，冷葆青、萨苏、刘柠几位学者进行了探讨。

“强政府”滋生腐败机会

冷葆青表示，从宏观上来看，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在发展经济学的领域，把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雁阵模式，当时领头雁就是日本，其次就是亚洲四小龙，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思路自由派经济学家大多持批评态度，但以日本和菲律宾为例，“二战”之后菲律宾的经济规模大于日本，菲律宾实行的就是所谓的“自由的经济政策”，其结果就是今天的菲律宾经济规模比不上日本一个市，所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思路下强政府带来的弊端，就是可能导致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细，滋生了腐败和寻租的机会，日本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结果发生了震撼政坛的四大腐败案件。

中观上来看，日本的中央政府一度非常强势，行政审批权大得很。强势到什么地步呢？地方要建高速公路，不光要报预算批钱，连图纸都要报批，结果就是出现了“跑部前进”的现象，都道府县都在东京设立办事处，曾经有一个官员表示，说要从中央拿100万日元预算要花10万的公关费。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一个大力削减行政审批权的过程。

微观层面，东亚三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方面讲究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就是重人情往来，婚丧嫁娶都是要送礼的，中日韩应该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一个美国人他死了老爸你给他送礼，他会怎么想。这样一些影响个人行为方式的细节，同样对一个国家的反腐倡廉建设会产生潜在但又无所不在的影响。

“高增长”成为腐败温床

对于为何在高速增长时期容易产生腐败，萨苏分析道，人治的背后真正的本质是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依法发财的权利，但是所有的官员都有非法发财的机会，这是帝王术。日本连续两年的一部畅销书是田中森一的《反转》，写一位日本优秀的检察官，一开始做检察官的时候吃饭人家给他一点土产，他不好意思要，回家一看全部是钱，吓了一跳。一年以后就达到钱都不知道谁送的的程度，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腐败当时是很严重。

这个腐败的严重确实和经济发展存在关系，大发展的时代什么意思？大发展的时代人就是短板，房子可以起十层，高速路也可以建设，但是人的成长速度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在这方面就是最受气的，原来我管一层楼，现在管十层楼，这个时候人是被“压”的，所以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压力，你光看到压力还不够，还要看到第二点，这种社会产生的特殊的贪婪。原来这个规则是为了这么多的水准备的，一下子水涨到十倍的时候，这个规则已经管不住这个社会了，原来很好的规则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漏洞；并且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改变了，您对你人生的期望改变了，在一个平稳的社会，同时毕业的两个人，可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一辈子也会争，争晋级的事儿，涨工资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发展的时代，一起毕业，过几年他变成了“潘石屹”了，我怎么样？所以人整个心态就改变了，已经拦不住贪婪。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他那样的位置，就会采用非法的方式，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虎。

“组合拳”应对腐败现象

对于日本腐败的治理，刘柠认为，媒体监督，法律的保障等“组合拳”，缺一不可，而且都是互动的。比如媒体的作用，大家知道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记者是无冕之王，他们对于社会的推动和对社会的改写是非常了得的。尤其在日本，他主要的大报都是百年老报，甚至150年，媒体是整个社会政治决策有效的一环，是参与者，不是单纯的报道，甚至是决定性的参与者。在书中写到的洛克希德案中，大牌记者立花隆写了两篇文章，对于把田中角荣拉下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的媒体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是有这样的力量的。但是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要对他们进行引导，使他朝正面的，有效的地方发挥。冷葆青也介绍道，比如说《朝日新闻》的横滨分社在利库路特案件里面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利库路特案原本是一个小的地方性的案子，警察发现相关案件线索时一看是一对一的行贿，而且诉讼时效马上就要过了，基于司法效率的考虑，已经不打算查了，但《朝日新闻》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直跟，最终整个案件水落石出，日本首相竹下登被拉下马。（晨报记者 刘婷）

■四大腐败案件启示

官商结合为腐败最高级形式

对于书中四大案件代表的不同历史时期背后的社会背景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思考，冷葆青说道，第一个案件昭和电工，是战后日本百废待兴，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谁能拿到更多贷款，谁能更快扩大再生产，谁就能占领市场，获得成功。所以能给批贷款的官员和企业干部就成了腐败重灾区；第二个是造船业集体腐败案，日本花了很多钱补贴造船企业，企业拼命扩大产能，但后来产生过剩，谁可以拿到政府的计划造船定单，谁就可以生存下去，这样一来他们就搞定政府官员，而且腐败的形式还在升级，造船企业都去拉拢某一个政府官员，互相形成恶性竞争怎么办？于是搞一个协会，直接到国会把议员搞定，立法规定造船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由政府来负担，你企业借钱，纳税人帮你付利息，实际上就是立法腐败了；第三个案件洛克西德案爆发的时候日本已经很发达了，老百姓有钱了，日本的航空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日益繁荣，日本的航空公司开始大量购买飞机，扩大运能。“二战”之后，美国几家飞机生产商面临军队订单大幅度下降的挑战，飞机生产卖不出去，洛克希德公司就通过商业贿赂的形式去做。第四个案子利库路特案发生时，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的房价疯长，造成很多应该投入到再生产领域的财富都被投入到资产泡沫中去，很多企业把自己的资金抽出来炒地皮，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部门就成了腐败易发高发的地方，我们知道容积率是影响房地产项目利润率的关键性指标，于是就改容积率，谁管容积率就公关谁，谁影响拿土地的权力就搞定谁，而且给的不是钱，而是股票的期权，金融认购的权力，这就是一种腐败形式的变迁或者升级。

冷葆青介绍道，昭和电工案后，在舆论压力下，日本刑法还专门设立了“斡旋受贿罪”，加大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该案还启示我们，从国家层面看，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有利有弊，如无必要应克制削减。造船业行贿案说明，被利益集团主导的立法祸国殃民，是官商结合搞腐败的最高级形式。而行政机关直接干预甚至叫停个案调查的做法会冲击整个反腐败制度的合法性，让国民怀疑其有效性，危害极大。洛克希德案影响了世界反商业贿赂的历史进程，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腐败行为法》，同年国际商会还通过了《国际商务中的敲诈和贿赂》，开始了国际间反贿赂的合作。利库路特案中，最令人唏嘘的是企业家江副浩正，他原本是和乔布斯一样能开创一个新的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但却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逐步迷失在日本不正常的政商环境中，将关系当资本，以行贿换实力，最终成为铭刻在历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性行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