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目前个人党员10万名左右，有2540个地方党组织和500个工作站。1917年以后便一直是瑞典第一大政党，1932年后连续执政，至今除1976--1982年和1991--1994年外，始终独立执政或领导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所营造的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以好的理念吸引民众、以好的政策吸引民众、以组织密切联系民众、以合作机制扩大民众居功至伟。

“人民之家”：以好理念吸引社会大众

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将这种概念扩大到包括公民的人民之家，就意味着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障碍将被打碎。”汉森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的好国家。这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一般民众而言，其吸引力可想而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不平等，而坠入不平等阶层的肯定是普通大众。

福利国家：以好政策回馈社会

长期以来，“人民之家”计划都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以此为指导，瑞典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人民之家”指导下的社会政策不但包括消极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有积极性政策所推动的社会公平计划。就业是人的基本需求，为此社会民主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其中一个办法是发展公营部门，为妇女、非技术人员以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从1950年到1992年，公共部门就业增加了110万人，而私人部门就业实际上减少了大约20万个工作机会。瑞典增加就业的80%是通过发展公共部门实现的。同时，推动以国民收入均等化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瑞典的高累进税制最为著名，最低税率为33%，最高税率可达88%，从而避免收入的两极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瑞典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到1970年代中期最低曾下降到0.2以下，1980年代中后期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超过0.22。

组织网络：以组织夯实社会基础

在一个多党竞争的国家，一个政党必须拥有发达、坚实的组织基础以联络民众，否则在政策趋同化的“共识政治”时代，民众就会失去其“党派”身份，迷失于各家各派看似近似的政治主张之中。事实上，在各大主要人群中，如工会、年轻人、妇女、宗教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有自己的分支性组织。

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拥有最为密切的传统关系。瑞典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瑞典总工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建立的，因而工会工作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重点。在形式上，工会和社民党彼此独立，工会也宣称“在政治上不结盟”，但两者关系事实上已经同构化了。首先，成员身份的双重性。其次，两大机构领导成员的重叠性。总工会也一直是社民党的重要财源。

社民党还保持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稳定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最大的青年组织即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许多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都是从该组织开始政治生涯的。

合作与协商：以协商民主扩大社会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建立自己的牢固的社会组织，还在政治生活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阶层关系中的阶级合作主张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最值得关注。

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中就包括阶级合作思想，合作、平等和福利共同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二战以后，阶级合作思想指导下的协商民主，就变成了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所组建的国家机构的原则和决策机制。

阶级合作思想在决策过程中体现为协商民主。1949年，“星期四俱乐部”由社民党倡导成立，它是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就重大经济政策问题定期会晤的非正式协商机构。从1955年起，埃兰德首相又邀请企业界、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定期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共商国事，作为协商民主政治的“哈普森民主”因此得名。此后，社民党帕尔梅、卡尔松等继任领袖都把协商民主奉为圭臬，在制定、实施某项政策时，充分地与其他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进行协商对话。

“人民之家”建立在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的基础之上，冷战后越来越多的难民进入瑞典和北欧，对该地区的同质性结构构成挑战。2013年春夏之际，斯德哥尔摩街头出现骚乱。“人民之家”如何包容外来民族而让“瑞典模式”光彩依旧，无疑是摆在瑞典政治家和民众面前的一大难题。（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