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得克萨斯州卡梅伦县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同盟案，涉及该县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人员，他们相互勾结，玩弄司法于股掌之上。在该县一起意外致死案中，律师借助前议员的影响力，把案件分配到特定法官手上，检察官和法官则收受被告人的贿赂，滥用诉辩交易，故意重刑轻判。最终，该案50万美元的和解金中，被害人家属拿到30万美元，检察官收取回扣8万美元，法官获得了1万美元，而凶手居然逃之夭夭，至今仍未被抓获。
 

“司法腐败如此泛滥，大部分人可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亲眼所见。”审理该腐败同盟案的法官安德鲁·哈宁痛心疾首地感叹。
 

在美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分属行政和司法体系，本应相互制约，但当两者协同腐败时，那就相当危险，表明不同行业对腐败已达成某种默契，人们对腐败的心理防线在后退，依靠职业分工抵御腐败的能力在退化，社会腐败程度在加深。
 

美国司法素以独立于立法、行政的特点，被很多人冠以公正的美名。但这次腐败同盟案的暴露，无疑是对美国司法体制的现实讽刺。从法官的产生方式看，很多州的法官通过选举产生。为了拉拢选民、筹集竞选资金，候选人要迎合选民、利益集团以及党派的利益诉求。当法官成为“政客”，难保司法公正不大打折扣。据普林斯顿大学一项研究，任命制法官的判决出错率为0.1%，直选法官的出错率是前者的5倍。历史经验也表明，联邦法官腐败少，州法官腐败较多，而联邦多采用任命制，州多采用选举制。这也是美国不少州的民众反对通过选举产生法官的原因。
 

从法律人的职业经历看，法律人在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容易实现职业角色的转换。绝大多数法官有律师、警察等从业经历，在任期届满或者退休后，不少法官重操律师旧业或步入政坛，很多检察官、议员、警察等也转投律师业。美国法律职业间较强的流动性，客观上降低了司法职业的稳定性，弱化了职业分工暗含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形成利益同盟。
 

腐败同盟案令人警醒。美国政体三权分立的大格局确保了司法的独立，但缺少一揽子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当法官紧盯选票、检察官心系腰包之时，难保不会拿手中的权力做利益交换的筹码。因此，预防腐败同盟的关键应在于尽量减少司法和相关方的利益交叉，提升司法的独立性。当然，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必须要在有效监督的覆盖范围内，否则滥权腐败不可避免。（谢彩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