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至今，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未尽，很多西方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这场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危机与腐败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贪婪和腐败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学者甚至将此次危机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腐败”。经济增长缓慢、改革举步维艰、民怨不断积聚的西方社会，其腐败形势以及民众对腐败的态度正发生着一系列深刻变化。

　　寡头政治的系统性腐败风险日益显现，民众对体制的疑虑和不满加速积聚

　　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事实上已经沦为寡头政治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伙人手中。该研究通过对1981年至2002年间实施的近1800项政策进行对比后发现，美国的政策走向实质上由精英阶层牢牢把控，普通民众没有发言权。美国理论界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也曾指出，美国民众其实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寡头政治体制中。

　　“华尔街-华盛顿走廊”是美式寡头政治的一个缩影，也是美国系统性金融腐败的幕后黑手。麻省理工学院西蒙·约翰逊教授与经济学者郭庾信合著的《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揭示了政商大佬们如何暗地勾结，不择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却将美国以至全球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全过程。书中列举了华尔街腐蚀华盛顿的几种“秘密武器”。比如，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控制国会。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8年间金融部门分别花费了17亿美元、34亿美元用在竞选和游说上，其中大量资金流向诸如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众议院金融服务会主席等实权人物。在这些有权势的政客帮助下，国会相继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商品期货现代化法》，直接导致金融监管全面失灵。参议员理查德·杜宾曾对此感叹：“国会简直就是银行的地盘。”又比如，通过旋转门与监管当局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罗伯特·鲁宾在供职高盛集团26年后，先后出任克林顿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财长，离任后加入花旗集团；艾伦·格林斯潘在卸任美联储主席后，成为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特别顾问。类似的名单还有很多，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断涌向华盛顿，又不断回到华尔街，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这种复杂的共生体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边界模糊，不法利益输送成为常态。当监管者或本身来自于华尔街，或口袋里揣着来自华尔街的巨额献金，或心里揣着卸任后在华尔街谋个好职位的心思时，真正有效的监管便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正是凭借着这些，华尔街的大佬们在经济景气时坐享巨额红利，在危机来临时则接受政府巨额救助，用纳税人的钱为其贪婪买单。这是对寡头政治腐败的生动注解。

　　2011年9月，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迅速蔓延至全美各大城市。运动发起者喊出了“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的口号，反对“资本垂帘”“寡头听政”。这场运动正是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民众对现有体制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腐败呈现明显的合法化趋势，相较于传统腐败形态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成熟度不断提高，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在不断“进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贪污、受贿等触犯法律的传统腐败行为在减少，腐败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各种形式披上合法外衣，或根植于政治体制内部，或游走在法律漏洞之间，表现出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成为隐匿于海面之下的“冰山”。有学者将这种“文明”“合法”的腐败称为“第二代腐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典型、最严重的“第二代腐败”。泡沫破灭前，累计有1.5万亿美元劣质贷款被包装成优质金融产品出售，其中既包含着金融机构的“精心设计”、评级机构的“权威认可”，也包含着监管机构的“视而不见”、知名学者的“极力鼓吹”。然而至今为止，从华盛顿到华尔街，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从政界、商界到学术界，几乎没有人因危机遭到法律制裁。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真实记录了对华盛顿、华尔街及世界各地多位重量级银行家、政治家、学者等相关人士的采访，试图探究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体现了部分西方人士对危机的反思和自省。影片特别有一章专门提出了“问责”的问题，并列举了一连串从金融衍生品创新中捞取巨额好处却“全身而退”的名单。雷曼兄弟5名高管在2000年至2007年间总收入高达10多亿美元，在公司倒闭时却可以名正言顺地留着这些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狡猾的大鳄们非常熟悉体制中存在的漏洞，能够自如地游走在法律边缘，虽然攫取了巨额腐败利益，却都能轻松逃避法律制裁，在危机中毫发无伤。据统计，金融危机导致3000亿财富凭空蒸发、全球5000万人流离失所，最终却注定成为一场“无人负责”的危机。

　　除了系统性金融腐败，旋转门、政治献金、游说、任命“金主”出任大使等均属于“第二代腐败”。去年以来，美国媒体先是曝出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用大使职位回馈多位“金主”，从而使大使政治任命的比例攀升至创纪录的水平。后又曝出国会大面积竞选资金腐败丑闻，议员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立法权，长期阻挠有关改革法案通过，为自身滥用竞选资金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华盛顿主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尝试将政治献金、游说等“第二代腐败”因素纳入评价体系，并对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进行了重新排名。结果显示，美国不再属于腐败程度低的国家，而是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西方国家加紧把控反腐败话语权，腐败成为其构筑贸易壁垒、打压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借口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强大的舆论机器，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把控国际话语权。“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后，那些昨天还在为“中东北非革命”摇旗呐喊、唯恐天下不乱的西方媒体，却突然间集体沉默了。他们把运动描述成“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把示威者形容为一群“失败者”“刁民”“暴徒”，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正确”。这些赤裸裸的双重标准让我们充分认识了西方民主的虚伪，也使我们深切感受到西方对舆论机器和话语权的掌控力。

　　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许多国家开始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进一步激发了前者维护霸权和旧秩序的野心。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反腐败领域主动出击，在多个国际运行机制中轮番抛出跨国（境）商业贿赂、采掘业透明度、受益所有人透明度等新议题，同时着手将腐败问题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行讨论，试图人为构筑贸易壁垒，削弱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比如，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维护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败的有关内容纳入该贸易规则体系，TPP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贸协定。同时，西方国家还试图进一步主导全球反腐败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观点和主张，一些西方国家用起来显然不太“顺手”，一直就有另起炉灶取而代之的图谋。美国《外交》杂志刊文，提出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外，另行制定更具执行力的反腐败公约，倡导建立类似国际刑事法院的专门法院，主张借此将世界划分为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两大阵营，并对后者采取金融制裁措施。

　　此外，某些西方国家还打着反腐败的幌子搞“民主输出”，通过其情报机构有目的地搜集特定国家政要的腐败信息，有计划地对外抛出并发动舆论机器大肆炒作，致使多国陷入政局动荡、分崩离析的灾难性局面，而他们却从中坐收渔利。（郭河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