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贺卡”从泛滥到消失，是作风改进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贺卡漫天飞”是年末一道独特风景，不少贺卡印制奢华，浪费严重，看似“鹅毛之礼”，暗藏“四风”之弊。2013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重拳整治下，“公款贺卡”渐渐淡出公众生活。

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张贺卡“旅行”的脚步，追踪“公款贺卡禁令”带给人们生活与观念的点滴改变，探寻作风之变的深层律动。

第一站：制卡者

“自己生意冷清了，但抓‘公款贺卡’确实抓对了”

八项规定出台前，每到元旦前一两个月，都是老侯最忙的时候。

老侯是北京书铭印刷公司老板。“这以前好多年，我们从十一月就忙开了，一直要忙到春节前，那时候工人们通宵加班，屋子里常常堆满了盒饭。”老侯回忆，“大客户往往都是公家单位，一个订单就是几千张，不少单位和领导，还真将这贺卡挺当回事儿的。”

老侯记得，贺卡往往是一把手亲自审定，还曾经有单位搞了个“贺卡展览”，罗列了上百种贺卡，让处级以上干部投票选择。老侯分析：“这些单位之所以如此重视贺卡，其实主要是将贺卡看成了比豪华、比档次的东西。”

“一张小贺卡，成本并不低。”老侯透底说，不少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贺卡都要求用最好的纸张，工艺、设计也是精雕细琢，加上邮寄费用，一张贺卡成本最低也要20元。而且，一个单位往往要做很多种，有注明单位名字的“通用版”，有署上领导名字的“豪华版”，还有各个部门的“定制版”。“一个单位每年花在贺卡上的钱，往往高达四五十万元。”

高峰时候，老侯曾经一年制作十几万张贺卡。如今情况大变，公款印制单子绝迹了，老侯的贺卡生意冷清了许多。他不得不及时转型，搞起了艺术品仿真复制，今年还得了一个数码印品大奖赛金奖，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

回想起以前贺卡大卖的情形，老侯并不眷恋。“中央从小事入手，抓公款送贺卡，公家改作风，社会变风气，我觉得抓到了点子上，确实是抓对了！”

第二站：送卡者

“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也将我们‘解放’了”

“以前每到年末都要寄贺卡、送台历，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说起变化，老田很是感慨。

老田是山东某国有石化企业部门负责人。“以往每年元旦前，我们都会送出去不少贺卡、年历、台历等，除少部分分发给自己员工外，主要还是以单位名义赠送，有的是出于业务往来的人情考虑，有的是送给各级部门领导，一年都得寄送千多份，后来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负担。”

“送贺卡事情虽小，可还真是个细活儿。”老田说，你得认真列出名单来，送给哪些单位，送给哪些领导，这些都得讲究，一个都不能少。除以单位名义送的外，自己的领导有时还会将一个通讯录交给他们，让他们照着地址填写，领导再签上名字寄出去。“这事儿做起来真是很繁复、很麻烦。”

谈起以往的“贺卡往来”，老田至今仍然觉得颇为无奈，“有时真不想做这事儿了，可那时风气如此，别人都送，你不送，就不是那么个事。”他举例说，有的客户或领导收到了其他几家同行公司的贺卡，唯独我们没送，那我们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以后往来有时还真会受点儿影响。

“年底本来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结果还要选贺卡、做贺卡、邮贺卡，占用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造成巨大浪费。‘贺卡禁令’出台，我们从内心拥护，觉得这决定太对人心了。”说话间，老田轻轻吁了口气，“说实话，这不只为企业减少一块支出，我们更重要的感觉是自己‘解放’出来了！人力精力省下来，可以干更多更实在更有用的工作。”

第三站：分拣者

“公款贺卡消失了，现在‘转型’分拣网购包裹，这才叫干得值”

老张是个“老邮政”，多年来一直在北京邮区从事邮件分拣工作。

“几千平方米的分拣车间，偌大的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清一色全是贺卡。”老张对此前“贺卡泛滥”的情形记忆深刻，“满车间的卡片就跟下了大雪一样，走进去可以把小腿给淹没。”

那时每到年末，分拣员就得连轴转，根本顾不上休息。特别是圣诞、元旦两节前“贺卡旅行”高峰，全局都会动员起来支援一线，连局长都得上“战场”，参加贺卡分拣。

由于邮编错码，不少贺卡只能通过人工查看地址进行分拣。老张同事中有位“劳模”，领着一个班组，专门负责处理邮编错码的贺卡，他挥臂一次分拣一张贺卡，每天挥臂至少2万余次。“其他小组分拣的都是邮编清楚的贺卡，挥臂次数比这还要多！” 老张说， “一天干下来，不停地挥臂，整个人都麻木了。”

“去年，上面下禁令了，公款贺卡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一些私人寄送的明信片了，零零星星的。”老张感慨道，“现在想来，那时分拣贺卡超负荷地工作，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你送过来他寄过去的，无用又无效，最后只有废弃，这是一种典型的铺张浪费。”

如今“公款贺卡”消失了，老张和同事们的工作也“转型”了，分拣网购包裹成了时下的重头工作，每到年节工作更多也更重。“现在依然很累很辛苦，但大伙觉得这事儿干得值！”

第四站：收卡者

“没了贺卡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心里倒清爽了”

“现在我自己不主动寄了，也不用老张罗着回了。”说起贺卡，老谭语气轻松。

老谭是某地级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一名领导，长期主抓国企监管工作，联系的企业不在少数，往年每到年底，贺卡是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事儿，“一般都能收到百多张，其中95%以上都是单位寄送的，一看就是公款购买的，搁办公桌上得堆一堆。”

“很多贺卡祝福内容千篇一律，用的是一样的句式一样的词，字也都是打印上去的。有的寄送者连签个名都省了，也是电脑打印的，纯粹就是个形式。”老谭说，这样的贺卡他往往开封即弃，不少甚至都懒得打开。

给老谭添了不少烦恼的是，许多贺卡还不得不回复，不回显得不礼貌，人家说你架子大，可一一回复不仅占用时间，而且写的还是寄卡人写的那几句套话，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一个本来表达感情的东西，却硬生生变异成了一种精神负担。”

这种局面在去年突然有了根本变化。老谭说，“贺卡禁令”出台后，他就没有收到类似的贺卡了，有同事想找一个台历看着方便，还是自己跑去市场上买的，“现在偶尔收到三两张贺卡，都是自己的朋友寄的，看着很温暖，回复也会用心写上几句心里话。”

“其实，没有了贺卡台历，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并没有感觉不好，心里倒清爽了。”老谭说，现在他去企业或企业来他这，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更轻松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余　蕊　赵　兵　韩亚栋　周继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