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自4月初在干部队伍中推行的“治庸问责”，因为江汉区财政局的“连坐制”再成焦点。所谓连坐，就是他们规定：室内有上班炒股、玩游戏等违规使用电脑者，除当事人作书面检讨外，还将扣减科室年度目标考核总分，扣除科室人员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笔者无意对武汉治庸的任何做法评头品足，毕竟在他们看来，那是有着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吃拿卡要等歪风邪气”，“影响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破坏了一个地区的发展环境”。

    这里想要说的是，乍听治庸，以为是要拿能力低下的干部开刀。庸，辞书上有多个释义，一般都把“平常，不高明的”列在首位，也就是“平庸”中的庸。而武汉的“治庸计划”，实际上是“治慵”，针对的是干部的慵懒，当然，“庸”与“慵”有时可以通假。从他们开列的十大“庸懒散”现象来看，针对的都是工作作风问题，因而治的主要是劳动纪律。他们公布的治庸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4月6日，武汉市“治庸办”暗访了该市14家职能部门，发现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等现象29起。被查人员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停职反省，其中处理得最重的，是一名公务员因为上班吃早点而被罚款近万元。

    但我们更期待有一种针对“能力”的治庸，就是坚决裁汰不堪其任的各级干部。

    有人也许要责怪笔者孤陋寡闻，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那么多讲话，出台了那么多条例、规定，都强调“着力解决干部能上能下和能进能出”，难道不是针对能力的治庸吗？声音上、文字上的确如此。严格地说，“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已经这样表达了，还不够新鲜，关键是怎样做。有无数地方宣称自己疏浚了干部“能下”的通道，但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 或者加上“几乎”吧，别说那么绝——— 鲜活的实例。我们能看到的反而是什么呢？即便是庸官“上来”了，占了一个位置，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只要没有作奸犯科，就没有“下去”的道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相应的级别待遇。等到发现这个岗位实在不适合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得绞尽脑汁给他安置个去处。我们早就官多为患了，这个确凿事实其实正是能上而不能下的生动写照。

    干部的能力如何，无法进行量化，没有貌似精确的指标可以测评，但这不等于无法认知一个干部能力的高低，他的上级、他周边的人们再清楚不过。当然，精明如诸葛亮在用人的时候，也对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告诫置诸脑后，说马谡行以为马谡就行，但马谡被证明确实不行，诸葛亮毕竟还有“挥泪”斩之的后续手段。如今对那些确实不行的人，竟有无可奈何的意味，这是使人非常费解的。范仲淹当年裁汰冗员，“视不才者一笔勾之”。有人警告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然而不到一年，范仲淹就在因此而产生的强大反对声浪中“仓皇乞身而去”。难道今天我们顾忌的还是这些，从而宁可“一路哭”，也要避免“一家哭”吗？

    但针对“能力”的治庸，终有一天还是会真正到来的吧，只是希望不要等到它成为压垮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之际。(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