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消费令人瞠目

    去年12月27日，国内一知名网站论坛出现题为《曝光海门市接待四川绵竹市官员消费与场所名单》的帖子。帖子称，海门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十万元。今年1月15日由江苏省审计厅、南通市审计局和海门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海门审计局局长施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几乎同时陷入“接待门”的，还有广东省汕尾市烟草公司。去年12月27日有网民发帖《晒晒比最牛烟草局长还牛的烟草局长的吃喝》，并附上照片为证。照片中2010年2月、5月和6月的“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汕尾市烟草公司当月业务招待费分别为100万元、135万元和116万元。对此，汕尾市烟草局局长陈文铸承认数据属实。

    事实上，公务接待开销庞大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上述的沿海某省，很多国内旅游名城也因公务接待面临财政压力。

    去年夏天，一则山西平遥古城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的消息引起舆论热议。据报道，平遥古城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繁冗的公务接待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上级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这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个区直单位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公款接待费是笔糊涂账

    根据2006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国内公务接待，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

    但实际操作中，原则斗不过潜规则，各种各样的公务接待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尤其是有上级领导到某地指导工作时，从事接待工作的部门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不但高规格接待，甚至还无微不至地掌握了领导喜欢什么牌子的烟酒，以及有无书法、唱歌等喜好。

    根据公开资料，我国各级政府都有专职的接待部门，各地行政编制方面有所不同，或属于党委、政府办公厅的一部分，或单列为直属事业单位，但往往由党委办公厅副主任、政府副秘书长一类兼任。比如，县级政府的接待部门一般为科级单位，领导则属“高配半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接待工作往往直接和领导打交道。需要一级政府的接待办出面接待的客人，往往是上级部门的官员。

    细致周全的接待工作需要资金的支撑，但很多地方花的接待费用是一笔糊涂账。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但由于接待关系多发生在政府部门之间，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公务接待的次数、标准、费用仍不得而知。

    公务接待其实是“讨好权力”现象的反应

    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内部，由于行政事务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必然会经常发生跨地区、跨部门的行政事务。所以当一项行政事务或者说公务活动需要超出某一部门、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层级时，就会出现行政接待及行政协作的需求，这样也就会产生了我们所关注的“公务接待”。一般认为，公务接待就是党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横向之间，出于工作需要产生的接待，或外地兄弟单位或官员来访以及相关的会议、参观、学习之类产生的接待活动。如同权力本身是把双刃剑一样，作为一种基于公共权力产生的活动——公务接待，它本身也需要规范和约束，否则会造成权力的滥用。

    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接待上级领导时，唯恐接待不周，上级领导不满意，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并提出：公务接待能“出形象”、“出效益”、“出政绩”、“出生产力”。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把公务接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千方百计要突破国家相关的制度规定，想方设法在公务接待创新上挖空心思。这种现象有着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这与我国现行的权力配置体系是很有关系的，我国普遍实行的权力向上集中的体制过于唯上。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虽然历经改革依旧还比较集中的行政审批制度都是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公务接待的问题其实是“讨好权力”现象的反应，是我国权力集权制体系下的必然产物。

    在讨好权力的心理背景和官场潜规则下，公务接待变成了某些领导和公务员炫耀权力的一种攀比，变成了一些公务员培养私人感情和实现利益交换的游戏台。这种变味了的“公务接待”助长了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挤占了公共资金，推高了行政成本；恶化了干部群众关系，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那么，究竟是哪些问题使公务接待成为行政管理中的一个“病灶”，为什么公务接待依旧成为地方不能承受之重呢？这里还在于公务接待包含了太多变味的潜规则，潜规则使“公务接待”变成“公务”含量不多的“伪公务接待”和“非公务接待”，变成一种党政机关上下交往和博弈的一种利益链条，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社会交往的一个“名利场”。

    公务接待异化扩大化

    对接待的重视超过公务。有些接待实际上远远超过公务所需要的配合和服务，不是“为公务而接待”，相反是“为接待而接待”。这样公务的目的往往被忽视，而其他的“吃喝玩乐”变成了“公务接待”的主要内容；其实很多的公务接待团涉及真正的公务并不多，有些以考察、调研、观光、取经为名，根本没有多少公务可言。公务接待成为了一种幌子，实际上成为了一些人公费旅游观光的一种途径和渠道。

    公务接待扩大化。如果仅限于公务需要，本来一些公务接待只需有限相关部门及相关人员承担就行，但由于官场中过于讲究级别和规格的潜规则，如相等级别对应于相应规格的接待原则等，一些不相干的领导也被拉到考察接待中来。一个上级单位的处级干部到一个县出差考察，往往该县的五套班子轮流出面请。如果该干部“深”入再基层，那乡镇的领导干部也都会出现在接待桌上。正是因为这种级别、规格对等要求及其发生的连锁反应，使公务接待扩大化，越到基层，公务接待的规模越突出。

    公务接待潜规则冲击相关的管理制度。中央对于公务接待曾经出台过一些制度，以就餐为例，先后出台过一些标准，如“四菜一汤”或者相关的标准。但在公务接待中，很少有能够坚持标准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对出差的住宿费、伙食费都做了相关规定，但在实际中，这些规定很难被实际遵循。由于公务接待的程序、对象、内容和经费等方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定，人们进行公务接待主要靠客观条件和自己的主观意愿。单位条件好的执行公务标准就高些；条件差的，执行公务标准就低一点。特别严重的是少数人假公济私，公款变相旅游，私客变相招待，公款违规送礼等现象，在审计中是屡见不鲜、屡查屡犯。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务接待管理面临的一些困境。

    与此类问题相伴随的就是公务接待失去了原来的公务意义，接待过盛又导致了公费旅游、公款吃喝之风。更可怕的是，老百姓对此心生不满，而就是局内人也不堪其苦，甚至有的人还累死、累病在公务接待的岗位上。这就警示我们必须认真治理这个问题，加强对公务接待的管理。

    多管齐下，破解公务接待的行政难题

    要树立“权力为公”和“廉洁自律”的思想意识，克服权力私有化的不良心理倾向。公务接待不是个人感情的投资，应该把私人事务、个人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公务协作和公务接待分开，杜绝一些人借公务接待为名实现个人目的、办理私人事务等不正当的行为。公务接待中涉及腐败的情况较多，很大原因就在于在“公务”的名义下纳藏了太多私人的东西，使公务接待失去了本来的意味。如果公务接待都是集中“公务”而为，瞄准公务所需，那么公务接待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对于纳税人也更容易交待了。

    要提倡服务、平等、节约、廉洁等健康的官场文化要素，克服“官本位”和“官等级”的心理，减少“权力崇拜”和“权力讨好”。在社会主义下的人民政府中，权力配置虽然有上下之别，责任承担虽然有大小之分，但不管是“大官小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服务于老百姓的“人民勤务员”。不管是在本单位还是在外单位，都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工作责任，以国家的有关标准约束自己。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不同层级的公务员相互之间都需要平等相待，按章办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对于公务接待中的一些恶性攀比及大吃大喝之风会有很好的遏制作用。

    健全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强化对公务接待工作的管理。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但相对而言，该规定还是比较笼统的，需要有关的部门出台公务接待管理的相关实施细则，对公务接待的程序、对象、报批手续、经费来源、经费开支标准以及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处理处罚办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其中对公务接待最为有效的应属招待费管理：一是要本着节约的精神对其作出限制，如对接待对象、陪客人员、接待场所等加以限制；二是确定人均最高标准和年度的最高标准，对于超标准的必须由接待经办人自负，实行标准定额报销法；三是对公务接待有关费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有关方面的事先控制和事中及事后的监管，包括事后的公开监督。

    创新公务接待管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务接待的监督到位。哪里有权力，哪里就需要监督。公务接待中耗费的是公共资源，涉及的是公共部门和敏感的公共权力，尤其需要建立和健全规范而有效的监督制度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公务接待的财政和审计监督力度，对公务接待实行严格的预算约束，对违规的公务接待管理及其经费作出审计处理及处罚等；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委及社会的监督力度，要把公务接待管理情况作为党风廉政建设检查的必查内容。

    总之，对于“公务接待”这个复杂的行政难题，需要从心理、文化、制度等多个层次入手，健全制度，优化认识，强化管理，加强监督实效。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化解“公务接待”中遭遇的各种潜规则，才能真正给“公务接待”这匹脱缰的野马套上“依法行政”的缰绳，才能为一些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减负”，给老百姓减负。 （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