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腐败官员犯案之后都悔说其腐败堕落源于“礼尚往来”的人之常情，甚至是满腹委屈地说那是万不得已、不得不收，意思是说，如果不收则“情何以堪”。人情与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法律所界分的明确界限？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还会有“前腐后继”的官员们栽倒在所谓的“礼尚往来”定时炸弹下。

学理方面的分析

讲究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正常适度的礼尚往来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是亲朋好友融洽关系、交流感情、和睦共处的有效渠道。而对于手中握有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谓的“礼尚往来”就可能逾越本意而出现偏差，而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

尽管官员与百姓所收之礼在形式上没有区别，都是一定的以礼物形态表现的有价物，但两者“往来”的情形和性质可能大相径庭。对于官员们礼物上的交往来说，其行为走向有两种可能，即可能“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往”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也可能“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而“往”的却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前者确属一般的“礼尚往来”，后者则早已偏离“礼尚往来”的应有涵义而属于一种带有腐败性质的往来，笔者称之为“腐败往来”，因为其行为符合腐败的实质要件。对于官员礼物交往的行为应该引入一个更为准确的中性词即“礼上往来”进行表述，就是指官员通过礼物或礼品为媒介的交往或往来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官员们礼品往来行为的走向和性质进行甄别与界分，官员“礼上往来”的性质有可能是“礼尚往来”，也有可能是“腐败往来”。

我国诸多腐败案中的落网贪官总喜欢拿礼尚往来说事，以企混淆视听并博取人们同情。我们既不能把官员“礼上往来”统统看成是“礼尚往来”或“腐败往来”，更不能如现在诸多人所说的对官员“礼尚往来”一概进行法律规制，因为既然是“礼尚往来”就无需予以限制，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礼尚往来”是约定俗成了的褒义内涵，无端限制有违人情和常理，故而只能是对其“礼上往来”中构成“腐败往来”的行为进行规制或制裁。

因此，必须首先从概念与内涵上予以澄清，才能正本清源而厘清正常的“礼尚往来”还是“腐败往来”，最终不为那些声称“礼尚往来”而大搞腐败的官员留下任何可乘借口。而官员“礼上往来”是否导致腐败要看其行为走向性质，为此必须对官员礼上往来的行为进行法律界分，对于正常的“礼尚往来”法律当然应于保护，对于“腐败往来”法律应于惩治。

厘清观念上的偏差

我国现实生活中官员收受礼品的行为十分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官员“礼上往来”的行为性质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偏颇，加之相关法律的缺漏，导致对其是否可能形成腐败的认知存在很大偏差。主要有以下三种认识：将“礼尚往来”等同于“礼上往来”并认为皆构成腐败，将官员们正常民间礼品交流中的人情往来行为也纳入腐败之列，显然过于严格和不近人情；认为一般的“礼上往来”并不构成腐败，或者一般礼物并不纳入认定腐败的数额，只要不是现金或有价证券等，什么烟酒茶之类的礼品统统排除在受贿之外，在执法纪检部门中似乎成为了共识且付诸实施中。这种观点显然失之过宽，也为那些借口“礼尚往来”而大搞腐败之人埋下口舌；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一般腐败的“亚腐败”行为，如官员们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借机敛财之举一直为人们所广为诟病。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往往被官员们冠以“礼尚往来”的头衔，使其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亚腐败”。这种观点较为客观而且形象，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有别于一般腐败的“亚腐败”现象，但明显带有折中色彩。

但总体而言，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包含非即时性权钱交易的官员因私收礼与真正亲友间礼尚往来的收礼行为混为一谈，从而助长了复杂多样、形形色色的礼品贿赂，似乎送礼者与收礼者都出于朋友间交往的人情“善意”，这种行为是否腐败在我国一直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因此，要正确理解和看待官员们“礼上往来”的行为，对收受超过一定数量的礼品的行为决不能再用“礼尚往来”的说法予以看待和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要能够严格区分“礼尚往来”与“腐败往来”的字面含义与实质内涵，不能因为对于表面上的“礼尚往来”的误读误解而为实质上的“腐败往来”留下借口。

就如在美国人看来，官员收送礼品的行为绝非私事，即使是收礼者没有给送礼者谋取非法利益，其收礼行为也是关乎或玷污了廉洁从政形象和政府威信的大事，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仔细规范，这种在观念上的理性认知和重视程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为此转变观念势在必行。

让法律来“说话”

制度的缺漏是致使一些官员最终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首先要完善立法。

我国虽有诸多相关党纪国法对官员收受礼品的行为进行规制，甚至每到节假日就三令五申，但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重要原因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不够具体细化而显得泛泛而谈，从而给腐败分子留下模糊的认识和狡辩的空间。

美国对官员的礼上往来进行了极为详细而周全地规定，在对可能形成利益冲突而产生腐败的礼品送收行为具体列入禁止情形的同时，也对属于“礼尚往来”的情形进行了例外排除规定，这样使得在收送礼品问题上如何处理一目了然，法律界碑明显，不会产生什么歧义和偏差，当事人完全能够对照法律条款来掂量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从而真正做到了在礼品收送问题上的有法可依。如规定的在某一场合收到并非索取的市场价值总计不超出20美元的礼物，在一年内从某一个人那里收取的累积市场价值在50美元以下的礼物，但不得因执行公务时改变行为而收取作为报答的礼物，而且不能是现金、礼券等，这就使得像我国一些官员所借口的诸多收受礼品的行为只是出于“礼尚往来”的说辞无立锥之地。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下属不可能只送给上司们低于几美元的礼品，上级官员们更不会看上这点区区小礼，那些借婚丧嫁娶、过年过节、生日升迁而大操大办敛财的就更不用说了。

再如，美国政府道德法将各种利益冲突行为详细列举并予以规制，禁止什么、如何处罚、怎样遵守清清楚楚，如此具体规定就使得文强等人行为的腐败性质无可辩驳，就不会纠缠于主观意图如何评价，只要其从事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礼上往来行为就构成违法，这样才能行之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因此，尽快制定详细的政府或从政道德法，应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同时要强化执法。要减少官员不正当收送礼品现象发生和蔓延，就必须加大执法的力度，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区分“礼尚往来”还是“腐败往来”。

在我国诸多腐败案中，许多落网贪官总喜欢拿“礼尚往来”说事。由于缺乏对“礼尚往来”概念的正确认知，加之我国法律方面的宽泛，使得这样的说辞比比皆是，人们的看法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执法标准模糊混乱，惩罚力度失之过宽。

其实，不管这些人的说法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管这些人当初收受这些所谓礼物时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官员们即使真的有往有来，那也是人家“来”的多，自家“往”的少或“往”的公家之礼，绝不会出现“逆流”现象，更绝非是基于平视态度并付出对价礼物的“礼尚往来”。而由于这种“礼尚往来”的行为比比皆是，近乎到了“法不责众”状态，纪检、执法和司法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对官员所收礼品也并不纳入案值之中处理。

我们可以研究和借鉴美国的利益冲突理论来指导司法实践，就是将官员收送礼品的行为推定为可能形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要是客观上收送了一定数额的礼物的行为，构成违法就无须以给送礼者谋取非法利益为认定前提，除非符合法律上例外的规定，不管其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而加以惩治，这样就避免了法律实践中的模糊认识与做法，从而使那些高喊“礼尚往来”的腐败分子失去掩人耳目的借口。而且要有一个强有力且直接隶属于高层的执法机构予以实施，美国对于政府道德法及其礼品规制的实施有一套严密的执法机构予以操作，即各类道德委员会或道德办公室进行专门执法，负责对政府道德法进行宣传教育、调查取证，甚至把该法律的要求张贴在每个办公室的墙上，以时刻提醒每个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我国法律规定的一定级别官员礼品申报、财产申报等制度，由于执法不严而处于形式主义的状态，所以强化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是预防和惩治官员从“礼上往来”走向“腐败往来”的关键所在。（蔡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