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死刑并未阻挡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走向“双规”之路；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被处以死刑，也并未威慑到其继任者张志忠，后者于今年6月初被拘捕。再及最近，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如此“前腐后继”，值得深入反思。

贪官自然可恨，他们或鲸吞国家财产，或像郑筱萸那样为牟一己私利而置公众生命于不顾。然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谴责贪官的道德、觉悟问题的层面，是无助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精辟指出，中国2000多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摆脱不了渴望海瑞、包青天，怒斥刘青山、张子善的思维模式。

其实，个人品德的好坏是在其次的，好人也可能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走上犯罪之路；反之，完善的制度则可以遏制坏人的不法企图。由此推论，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觉悟低的、抵挡不住诱惑的，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能防微杜渐。

因此，在谴责贪官的同时，我们更应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勇于改进，避免更多的制度悲剧。

笔者以为，下面这个“护士发错药之后”的故事很值得借鉴。

有一位护士叫玛丽，在纽约一家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年。这年纽约气候异常，住院病人激增，玛丽忙得脚不沾地。一天给病人发药时，她张冠李戴发错了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酿成事故。但医院的管理部门依然对这件事情展开了严厉的“问责”。

首先问责护理部。他们从电脑中调出最近一段时间的病历记录，发现“玛丽负责区域病人增加了30%，而护士人手并没有增加”。调查部门认为护理部没有适时增加人手，造成玛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人员调配失误。

然后问责人力资源部门的心理咨询机构。玛丽的家里最近是否有什么问题？询问得知，她的孩子刚两岁，上幼儿园不适应，整夜哭闹，影响到玛丽晚上休息。调查人员询问后认为“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

最后问责制药厂。专家认为“谁也不想发错药，这里可能有药物本身的原因”。他们把玛丽发错的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他们向药厂发函:建议改变常用药片外包装，或改变药的形状，尽可能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识。

那几天玛丽特别紧张，不知医院会如何处理。医院心理专家走访了她，告诉她不用担心病人的赔偿事宜，已由保险公司解决。还与玛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义工帮助。玛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休息。同时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这以后，玛丽工作更加认真细致，也没有人再发生类似错误。她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

不久前，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中山五建”现为“丽景湾地产”第二大股东。而“中山五建”的4名股东分别为林永安、李启明、林永灿、林元明。其中，林永安是李启红的丈夫，李启明是李启红的弟弟，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与他们亦有亲戚关系。此外，李启红的弟弟李启和还担任中山市南区区党工委副书记，兼任区党校校长。

借鉴“护士发错药”的案例，我们是否可以问问这样的问题：是否给了李启红这样的官员足以养廉的高薪？我们的制度为何没能阻止她帮助自己的亲属谋取高位？在她一步步陷入泥沼的过程中，我们的制度有没有及时提醒和警告她？而我们又如何防止下一个王启红、张启红的出现？

历史上，我们看到，以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制度之短。海瑞凭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官僚势力，最终海瑞被迫辞职回乡，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1586年海瑞复出之后上奏称：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之外别无他途。但在当时，面对司空见惯的贪污现象，他的言论只能被视为不合乎时代潮流的狂言。明代李贽指出，一个清官的危害甚至可能比贪官更甚。为什么呢？因为清官的出现更容易让公众把希望寄托于个人道德上面，而忘记了对制度的反思。

因此，面对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分析和思考，像帮助“护士玛丽”那样，更多思考在制度上的改进和防范。(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