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受贿手段在“更新换代” 北京东城检察院调研指出

收“熟钱”案反易获得更多线索

“一手交钱、一手交权”的简单行受贿手段，正被隐蔽性更强的新类型手段所取代。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分析近年来查办的贿赂案件发现，这些案件几乎集中在熟人、密切关系人之间，且多掺杂感情因素。同时，以支付劳务费、租借或是坐收干股等名义变相行受贿，也屡见不鲜。

权钱交易披上人情外衣

几年前，陈强就有在江苏投资建设一家药厂的想法，可制药作为一个特殊行业，药品检验是必须要过的一关。为了给自己的药厂铺路，陈强早早便开始了潜心运作。

通过老乡，陈强结识了某药品审批单位负责人陈林。起初，陈强与陈林之间的交往就是吃顿饭、聊聊天，逢年过节时送点茶叶、烟酒等礼物，赶上生日等特殊日子送个一两万元的现金。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此后，当陈强托陈林在药厂经营中帮忙时，陈林自然是“义不容辞”，以至于最后被检察机关依法查处。

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王焕民告诉记者，目前，像陈林一样，“非熟人的钱不收”几乎已经成为受贿人员的共识。很多行贿人认定某人对自己可能有利用价值后，并不急于花大钱拉拢对方，而是“放长线钓大鱼”，以交朋友、攀儿女亲家等名义先使对方放松警惕，同时利用过年过节、婚丧嫁娶、升学升职等名目少量多次地进行贿赂。待时机成熟时再提出相应需求，使受贿人陷于“钱情两难”的境地，很容易就范。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这种行受贿犯罪中夹杂着情感因素，行受贿双方易形成“攻守同盟”。一旦案发，双方往往也以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作为逃避处罚的理由，甚至一些受贿人还会有意识地向行贿人馈赠少量财物，作为礼尚往来的证据。

“然而，这种感情其实经不起推敲。一旦一方被突破，因为双方比较熟悉，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案件线索。”王焕民说。

古玩字画渐成“新宠”

记者了解到，在东城检察院办理的多起重特大贿赂案件中，“雅贿”、“文贿”等手段也成为了较为常见的犯罪手法。对于一些受贿人来说，金钱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反倒是诸如古玩字画、金银玉器、名表首饰等物品更能讨其欢心，特别是在领导干部受贿案中，往往能从受贿人家中搜查出大量古玩字画、名表玉器等物品。

王焕民告诉记者，选择这种方式的受贿主体往往是具有一定经验阅历、具有相当职权、生活物质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士，且这些人很喜欢将自己标榜为“文人雅士”。“古玩字画等具有体积小、价值高、易保存等优势，收取时也不会产生收取大额金钱的心理压力，事发后还可以借口兴趣爱好馈赠、不知道实际价值搪塞。”王焕民解释说，接受这些物品，受贿人往往会认为更容易逃避打击。

但事实上，无论以何种借口推脱，“文贿”、“雅贿”都逃不脱权钱交易的本质。在对涉案物品价值的认定上，目前检察机关都以鉴定的价格为标准，无论受贿物品日后是否升值或因为变换地区后增值，认定的价值都按照送礼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

做“兼职”坐收高工资

东城检察院还发现，做兼职、收干股等也成为受贿获利的一种常用方式。例如，在该院办理的医药系统祁某受贿案中，已经退休的专家祁某在被药品鉴定所返聘后，山东、江苏、广东三家药厂均聘任其担任自己的“顾问”，不到一年的时间，祁某收取的“顾问费”、“咨询费”就高达27万余元。案发后，祁某本人和药厂都承认，支付高额“咨询费”并不是因为需要祁某在技术上提供帮助，而是看中了他作为“国家新药审评专家库专家、国家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专家”的特殊身份。

王焕民对记者说，辨别正常兼职与借兼职、顾问身份行受贿之实，有几个重要的标准。包括兼职人员所在单位是否允许兼职，聘请单位是否确实需要其这样的兼职人员，支付的报酬与所提供的岗位是否匹配等。

与此类型相似，坐收干股也常被用于受贿行为中。现实中，这种形式还被行受贿双方变通为，行贿者安排受贿者的子女、亲属在自己公司上班，工资翻倍发放，这种情况下往往其工作内容与工资不能对应。

对此，王焕民表示，行受贿犯罪手段的不断翻新给反贪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无论犯罪分子如何变换花样，其“权钱交易”的本质没有变，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记者 黄洁 实习生孔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