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必须清楚看到反腐倡廉工作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反腐倡廉，必须保证政令畅通。保证政令畅通施行，反腐部门各尽其责，是反腐败能够成功的关键。政令不畅是制约我国反腐败效果的突出问题。在反腐败上我们并不缺少机构，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信访局等都有反腐职能；我们也不缺少基本的法律法规条令，党纪国法白纸黑字摆着，甚至有些部门还出台了“禁令”、“规定”。规矩定了，机构有了，反腐败看似水到渠成；可是国法政令不能有效畅通，得不到有效实施，却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硬伤。

第二，反腐倡廉，不能讲究“抓大放小”。在国企改革中，我们曾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对于搞活国有经济成绩斐然；可在反腐败中，我们应该力避“抓大放小”的斗争方式。现在的腐败行为，已不是单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为，一旦查出了问题，将会导致强烈地连锁反应，窝案、串案水落石出。反腐败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不能因为牵涉过多而浅尝辄止，反腐败就应该零容忍。另外，腐败官员无论腐败程度有多高，都是人民的蛀虫，都要彻底清算。大案要案要抓，小腐小贪也不要放过。在反腐败阵线上，只有腐败分子和非腐败分子，不存在中间派。

第三，反腐倡廉，不能过分“将功补过”。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应该是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应有的立场。一个腐败官员，在量刑的时候要考虑他的功劳，因为法律并不是不讲情理，但又不能过分看中功劳。功劳大小，是官员治理能力上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职能所在，“在其位，谋其政”而已。当我们对一个功劳深重的腐败官员处于极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我们尊重他的功劳，但我们也要让他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

第四，反腐倡廉，谨慎使用“坦白从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以算得上法律上的人道主义；如果坦白，可能获得比实际稍轻的量刑，甚至能立功赎罪不予处罚。在查处腐败过程中，一些官员深知不能瞒天过海，最终逃不过法律和人民的审判，便用和盘托出的方式企图减轻刑罚，对这样的“坦白从宽”，实际上是对党纪国法的羞辱。违法违纪后，坦白是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不应该成为某些官员减轻罪行的砝码。在反腐败问题上，“坦白从宽”不宜大肆运用，违法违纪就应受到相应惩罚。（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