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何谓特权，特权“就是政治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一般而言，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就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干部特权现象的存在，极大地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声誉，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破坏社会公平，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从思想和制度上遏制消除领导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形形式式的特权现象。

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特权现象是一种反社会、反权利、反法治、反制度的政治现象。在当下的中国，领导干部特权现象渗透到各个领域，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践踏法纪常态化。权力集中和扩张的自然秉性决定了凡是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在我国，官越大权力自由行使的空间越大，权力也容易形成垄断，而权力一旦形成垄断，官员在行使的过程中践踏法纪就习以为常了。

1、搞独断专行的家长制。有些领导干部秉持“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理念，目中无人，作风极其霸道，听不进任何意见，容不得不同声音。特别是有些单位“一把手”不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 “三重一大”事项不经过集体研究，或虽经集体研究，但在意见有严重分歧时搞“一把手拍板”，归根结底仍是“领导个人说了算”。对于“一把手”明显违反纪律、法律规定的做法也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如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发改委原副主任、物价局原局长刘晓明的用权理念是“自己是一把手，就应该说了算”，他在干部使用和工作调配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并视持不同意见的班子成员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打压排挤，使其权力边缘化。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他疯狂敛财，最终锒铛入狱。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独断专行的家长制是领导干部特权现象表现较为明显的一个方面。

2、随意干预市场经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既要严于律己、作出表率，又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严禁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不经认真分析、科学决策，脱离实际，凭“长官意志”盲目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提出要求，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有的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

3、利用“特权”谋取私利。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权限过大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弊端，他们充分利用所谓的“特权”大肆谋取私利。少数人把当官当做生意来经营，无心做实事，只为谋取私利。近年全国查处的案例基本是“小官大贪，高官豪贪”，涉案数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有些领导干部不是把职位当做展示自身价值、为民服务的平台，而是把职位当做自己的“菜园地”，想让谁进来就进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优越感，不择手段利用权力安排提拔配偶子女和七大姑八大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有些领导干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职务消费无度化。所谓职务消费，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为正常行使职权、顺利履行职责所必须发生的各种消费支出的总称。但是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职务消费出现了消费过度、过滥现象，已逐渐演变成了个人消费，甚至成为了职务享受和假公济私的手段，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批评和强烈不满。       

1、超标准配备公车和公车私用现象严重。这些年，我们在各种媒体，屡屡能看到公车接送子女上学及节假日出现在风景名胜区的现象。网上有个关于公车使用的 “三个1/3”说法，即公车使用中，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同。笔者也认同这种说法，认为我国目前公车私用现象非常普遍，公车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沉重的负担，浪费惊人。另外，超编超标配备使用公车问题屡禁不止。根据中纪委规定，副省级以上的干部才可配备专车。但是，这条规定早已形同虚设，具体到县级的县直部门和乡镇的主要领导基本上也都有专车，甚至一些所谓的“强势部门”的副职也配备了专车。如早在2007年，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就配备了42辆车，时至今日，超标配车现象在全国各地已司空见惯。

2、公款吃喝日益突出。公款吃喝，作为一种不正之风，成为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甚至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近年来，公款吃喝日益突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消费数额巨大，超标严重。如江苏省泰州市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在其招待中心举行晚宴，喝高档名酒，吃刀鱼和河豚等高级菜肴，一次饭吃掉数万元。二是消费随意性大，在很多单位，只要能和公务接待沾上边的，个人消费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要由公家埋单。三是通过公务接待谋取个人私利现象严重。有些领导把超标接待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或者直接把客人带到亲朋好友开办的饭店消费，随意加码签单报账；还有些领导则把本属于个人接待的私客转为公务接待。

3、公款娱乐盛行。目前，公款娱乐出现了普遍化、多样化和高档化趋势。有的领导干部用公款旅游国内名山大川后，还想方设法到国外旅游消遣。近年来，中央相继出台了的一些规定，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以外出“学习考察”、“招商引资”为由，途中擅自改变途径，把公款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中。如2007年，安徽省原副检察长违规组团出国旅游，2009年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区长违规组团出国旅游等。

脱离群众普遍化。有些领导干部无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背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不信任群众，观念上淡化群众，感情上疏远群众，工作中不依靠群众，完完全全脱离了群众，笔者认为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疏、冷、侵”。

1、“疏”。“疏”就是指一些领导干部摆“老爷”作风，心浮气躁、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喜欢讲排场、比阔气，到基层调研要层层陪同，还要搞警车开道。他们身重腿懒，不接触实际，不联系群众，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热衷于听汇报、作指示，乐当“甩手掌柜”，喜欢“遥控指挥”，邀功请赏，不懂装懂，唯唯诺诺。

2、“冷”。“冷”就是对上门要求解决困难的群众面孔冷，一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尊容，根本就没有为民解忧排难之心。为了自己的私利，所谓的“政绩”，到处掩盖问题，粉刷太平，对于求告心切、反复求访之人，表现得麻木不仁，像封建官僚一样视之为刁民而拒之门外。更有甚至，一些上访百姓因为挡了领导的车子而被拘留的事情不胜枚举，多次上访就以寻衅滋事予以刑拘或者劳动教养，这些领导干部的行为冷却的是人民群众相信政府、依靠政府的滚烫的心，动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3、“侵”。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挖空心思，侵犯老百姓的切实利益。现在中国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可是很多基层百姓却怨声载道，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就在于执行。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为民办实事为由，克扣一点，用于建设豪华办公楼或者自己私用。甚至有些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的干部将国家的政策作为讨好人或者换届拉选票的工具，随意将国家惠民资金做人情。据2012年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全年全国有14亿元低保资金遭违规发放，可见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何其之多。

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形成原因

孟德斯鸠说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由于领导干部所处位置特殊，手中权力特别，往往破坏性大，负面影响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定理。领导干部特权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与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背道而驰的，将使我们偏离“中国梦”的前进方向。而导致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如此泛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封建思想及寻租心理作祟。特权现象是和特权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特权思想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表现。我们虽然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在当今社会，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许多人的头脑中仍存在着对特权的向往。“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员干部也不例外。有的领导干部总是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搞权力寻租，一旦见到送上门的承租者，便抵不住诱惑，一拍即合，最终走上不归路。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权力不是组织和人民赋予的，而是自己挣来的；权力不是属于人民的，而是属于自己的。既然是自己挣的，既然是属于自己的，那当然要为自己谋取利益。

领导干部权限过大。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基本上是集中统一的。笔者认为权力过分集中就容易滋生特权现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3]近年来，领导干部腐败数量持续上升，最突出的是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不管何种犯罪都显示出领导干部权限过大，营造出宽阔的以权谋私空间。如许迈永利用杭州市副市长职务之便为14个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揽工程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并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利润，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许迈永个人权限过大。特别是现在一些单位的“一把手”，他们一直将自己处于核心地位，凌驾于制度之上。如在慕绥新、马向东等违纪违法案件涉案的23名主要领导干部中有17人是党政“一把手”，占涉案人员的74％。

职权行使和运行缺乏透明度。有些领导干部在征地拆迁、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各类项目招标、企业重组改制、食品药品生产销售等领域，违背程序和钻程序不完善空子采用暗箱操作，与承包商勾结，从中受贿谋取暴利。这些行为的产生，笔者认为具体操作存在隐蔽性，没有公开化。如果每个环节都能透明，在作出决策后及最终实施过程和结果都能公示、明晰，将有利于监督，遏制腐败。因为权力运行的不透明，使得近年特权现象愈发严重，滋生了许多职务犯罪。如原湖南某一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两年间55人被立案调查的领导层全部落马，涉案金额750万元。由此可见，职权行使和运行不透明滋生了特权现象，进而导致腐败。

监督没有落到实处。笔者认为监督不到位是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蔓延的诱因。特权每时每刻都在力求摆脱监督制约，以便毫无限制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加上特权的“隐性化”趋势及“人情文化”、“熟人社会”的影响，使得“上级监督较远、同级监督较弱、下级监督较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当前人治大于法治、落实流于形式、监督处于弱势等倾向较为突出，而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结构也不够合理的情况下，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一些人有恃无恐，有的卖官鬻爵、收受贿赂长达数年，却长期未能发现。领导干部监督无心、职能部门监督无能、一般干部监督无效、普通群众监督无用等现象愈发明显。

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防治对策

如前所述，特权是反社会、反权利、反法治、反制度的。所以，防治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就显得尤为迫切，如何进行防治，笔者有几点建议：

倡导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西耶斯说过：“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标背道而驰。”[4]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整个社会就是扭曲的，和谐社会就是空话。要想遏制特权现象，就必须肃清特权思想，在全社会倡导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毋庸讳言，我国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和权利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权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反面说明了现实社会不是公正和平等的。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早在2007年温家宝同志就公开宣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因此只有全社会都树立起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原则，特权现象才会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精简机构，削弱领导干部权限。凡是腐败官员，从科级到部级，都会不同程度掌控着一定的实权。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往往拥有人事、财务、审批等方面的权力，尤其是有些单位的“一把手”集上述权力于一身，滥用手中的权力，结集广阔的关系网，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如黑龙江绥化县原县委书记马德号称巨贪，落马时涉案260多人，其虽为一个处级干部，却权力巨大。所以，必须要精简机构，裁减各层次机关人员，严格缩减各行政部门及官员的权限，科学界定职能范围，像德国、日本等国一样  1把官员的权力限制在狭窄的限度内，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而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笔者认为就需要将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建立起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权力的相互制约链，从制度和体制上杜绝个人说了算的特权现象。

完善制度，确保依法公开用权。一方面需要健全反对特权的基本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从政行为，完善惩处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其行为特别是权力运作的过程、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避免暗箱操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除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决策外，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以及领导者个人廉洁自律的有关情况，都要公开，增加透明度，减少随意性，把权力运作过程晒在阳光下。

加大监督，健全监督机制。权力一旦失去监管和制约，终将导致腐败。为此，笔者建议坚持和完善“三任审计”制度和述职述廉制度。“三任审计”制度即对领导干部实行任前审计、任中审计、离任审计。任前审计，把好用人关，严防“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任中审计，把好用权关，防止领导干部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离任审计，把好退岗关，坚决避免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异地做官，甚至升官。同时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每年要定期报告本人及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情况，自觉接受人大评议和监督。同时在“长期”与“经常”上做文章，要充分运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大力拓展群众监督渠道，发挥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种种原因滋生了特权现象，但是只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倡导公平正义，建立自主自治的公民社会，严厉惩处领导干部搞特权，相信特权现象终会退出历史舞台。（徐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