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当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当家不怕柴米贵”，职务开支花钱如流水。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挥金如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

 

如果抛开成见，职务消费并无原罪。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公职时的公务消费开支是正当的，也是必需的。如今，它之所以被嘲弄、质疑乃至炮轰，在于一些职务消费存在暧昧甚至腐败空间。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标。住酒店要五星，坐飞机要头等，座驾要豪车。二是，“揩油”。有的官员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拿发票到单位报销，甚至连送礼拉选票、跑官要官的花销也冠以职务消费名号。三是，啥钱都敢花。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甚至违规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等款项。如此种种，职务消费自然变得臭名昭著，连本属正常的公务消费也招致诟责。

 

在这种语境中，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自然显得突兀而刺眼。职务消费高，行政开支必然大。行政开支大，民生投入就会少。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甚至是三公消费，挤占了民生的支出。

 

尽管过高的职务消费“吞噬着国家财富，引起群众不满”，但从现实反馈看，治理扭曲的职务消费并不容易，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官员认为职务消费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当然属于谬论。公款吃吃喝喝，看似平常琐事，其实腐败性质昭然，为害程度尤烈。此外，不少官员，包括监督部门的官员自身也拥有职务消费的权力，他们认为职务消费是权力带来的福利，权力越大福利越多，如此一来，怎么可能下狠心监管？有句话说得很清楚，“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当上级默许、监管不查，职务消费自然变形。

 

治理不当的职务消费，并无捷径可走。公开透明是第一步，否则，必然事倍功半，这方面的教训不是没有。比如，为了约束国企负责人以职务消费的名义乱花钱，2009年中办、国办颁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对规范职务消费行为明确提出了8项禁止性规定，但一些央企的相关人员照样喝名酒、开豪车……违规的职务消费并不罕见，一大原因就是相关职务消费并不透明，内部监督很难奏效。

 

应束紧政府的钱袋子，从严格预算入手。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案文本，详细、清晰，堪称范本，有些部门的开支细到添置座椅，有的部门连更换10只灯泡的支出都被列出来。如果内地的财政预算同样详细、清晰，比如三公支出的预算额必须压缩，如果大手大脚花钱，根本就不批准，政府官员还能有畸高的职务消费机会吗？问题是，当官员代表过多，自己审自己，能不通过预算案？

 

还应该严格问责机制。为何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也与问责力度偏软有关。如果对胆敢超标的官员一律就地免职，还有多少官员顶风作案？

 

揣进腰包的腐败应依法严惩，不揣进腰包但糟蹋公帑的腐败同样应严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政府运行成本过高，政府公务员搞特权腐败追求自我享受，其严重后果就是对全社会所信奉的公共价值的否定，最终将导致政府公信力或权威的下降，社会规则、社会责任、社会信任流失，使社会失去基本的安全、稳定和秩序。此非虚言，不可麻痹。（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