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索赔变为敲诈勒索罪，正常上访变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合同纠纷变成合同诈骗罪，这三项罪名已成为一些政府机关和不法企业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法律利器”。
 

不平则鸣，是人类的天性，无法压抑。让老百姓拥有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既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需要，又是维护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于国于民皆有利。因此，我国宪法将举报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赋予全体公民，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钟祥市的村民魏某、余某因大生化工公司环境污染侵权，通过上访、举报等手段维权，却被后者向公安机关控告，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从环保维权到涉嫌犯罪，魏某等人一夕之间角色反转，不免令人错愕。难道法律不但不能维护正义，反而助纣为虐。
 

其实，这不是立法缺陷，而是滥权为恶。无论多么逻辑严密、程序公正的法律，都需要由人来执行。一旦执法者的理念发生偏离，法律就有可能沦为构陷人罪的工具。唯有依法驯服权力，才能让举报人后顾无忧。
 

首先，应努力扭转社会管理中“刑罚本位”的旧观念。一个自由民主、公平高效的社会应是“民法社会”，其成员内部的矛盾通过协商、仲裁、调解等形式解决，不必一律对簿公堂，更不能动辄论罪。而对于国家机关而言，刑罚只是最后手段，而不是最优手段。在没有穷尽所有手段来查明事实、解决纠纷、处理问题之前，直接动用刑事手段，这与理亏辞穷就动粗的浑人何异?
 

其次，应努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会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滥用，以“法律利器”打击报复举报人就是其表现之一。驯服权力，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内部监督，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领导审批、办案人员终身负责，杜绝推诿责任的空间，让滥权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外部监督，特别是发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真正维护公民申诉、控告、举报的权利。而个案监督不能防止全部滥权现象，因此制度化的监督措施不可或缺。
 

最后，应努力发挥职业法律人的作用，改变“信访不信法”的局面。法律是一套公平而缜密的规则，违法滥权行为自然会面对法律自身的“纠错”，但是这“纠错”程序的开启需要职业法律人的协助。无论是辅助举报人面对打击报复行为积极应诉、依法维权，还是对滥权者进行追责、申请国家赔偿等，都离不开职业法律人的协助。公民应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因为在法律框架之内维权，比之因上访、闹访而授人以柄的高风险维权，可谓既高效率又低风险，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