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常常被赞美和恭维所包围。头脑清醒的，懂得这多半出于礼貌；头昏脑涨的，却是照单全收。“人苦不自知”，似乎是人性的弱点，更是领导干部的软肋。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这个问题渐渐凸显出来：明明是老百姓对“四风”之弊反映强烈，一些人却不以为意；明明是群众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言行啧有烦言，有的人却了无愧畏。这种主观感觉和客观评价的落差，恰表现为对标准的认识。
 

为民务实清廉是有客观标准的，不仅见诸文字，更在老百姓心里。其实，人皆有品，都摆在那里，大抵可以分出好的、比较好的、比较差的。为什么衣冠不整的却昂然自得，一身毛病又浑然不知？也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就其低而不求其高。有人说，一不占二不贪、不违法不乱纪，还有什么自责反省的。二是责人苛而待己宽。对上级、下属、同事的缺点看得又细又准，却很少用同一标准镜照自己，满脸油污却不自知。三是虚其论而不循其实，表态、指导、批评时，深度广度高度都有了，但从不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讲稿一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以想见，倘若对自己的要求仅限于守住法律底线，满足于发现别人问题，止步于正确表态，照这个标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岂不是多余；反思、检讨、改进、纠正就更谈不上。
 

司马光曾有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千古不刊之论。他在《训俭示康》中写道：“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为什么？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未必值得推崇，但其对官德的认知，高人一筹。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党员干部要有品德操守，努力追求德高于世，行高于人。很难说居尊席腆、润屋华身是违法，也很难说修斋建醮、取香觅宝是私罪，然而这至多不过是做人的底限。倘以这样的标准看，房子的面积还未达标呢，车子的规格还得提高呢，工资收入还要上个台阶呢。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要官比谁都亢奋，争待遇比谁都计较，比享受比谁都内行。另一方面，担责任比谁都消极，干工作比谁都偷懒，秀政绩比谁都精明。这样的描述可能极而言之，但这种现象、倾向、价值取向，在领导干部中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四风”之弊的背后，是老百姓的追问：当国家遇到风浪风险时，这样的领导干部会不会挺身而出；当是非曲直摆在面前时，这样的领导干部会不会直言无隐；当利益关系发生矛盾时，这样的领导干部会不会顾全大局？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正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期望所在。
 

或者说，领导干部也不是圣人，这不错；但领导干部也不是平常之人，也是实情。周总理说，领导干部如果有什么特殊，就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更好，就是标准：要求更高，自律更强。不能比谁说得都好，比谁做得都差；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却不做。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恐怕大有反省改进之处。面对困难和责任，是不是主动担当；面对名利诱惑，是不是自觉抵制；面对福利待遇，是不是淡泊自守……与老一代共产党人相比，与老百姓殷切期待相比，其中的差距，能无愧哉？
 

顾炎武在《大臣》一文中感慨地说：“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乎政化之隆污。”意谓，官员公德私德对社会风气影响甚巨。社会生活中存在不良风气往往源于官场，领导下决心，就能解决；既少决心更无行动，老百姓只能是有看法却没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能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敬慎戒惧，纠正“四风”之弊，树立良好风尚，应可以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