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从宋林本人发声明辟“谣”，到被宣布接受调查，宋林的人生在短短的一天内遭遇戏剧性逆转，其成为国企反腐风暴中的又一“落马”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利剑高悬、重拳频出，国企反腐捷报频传，数十名厅局级以上国企高管“落马”，充分彰显了中央破除沉疴积弊的决心和勇气，但也拷问着国企的监管机制。

 

国企反腐，兹事体大，事关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群众共享福泽。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治标的同时，应注重探索和研究国企腐败的特点规律，查找和梳理国企腐败的原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源头治理，努力构筑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的惩防制度体系。简而言之，国企反腐，不仅要将犯罪的国企高管送进牢房，打好攻坚战，还要把国企高管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打好持久战。

 

国企腐败的主要特点

 

国企腐败大多表现为国企高管的职务犯罪行为，其既有与其他部门、领域的腐败相同的特点，也呈现出自身与众不同的特征。

 

一是涉案金额巨大。综观近年来被查处的国企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少则数十万元，多则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且有水涨船高、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是一把手贪腐多且集体腐败特点明显。从近年来查处的国企腐败案件看，由于国企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高管人员特别是一把手，享有广泛的权力寻租渠道和空间。同时，巨大的利益互惠关系使得国企高管之间容易订立攻守同盟，形成利益共同体，衍生出独特的“群蛀”现象。如在中石油腐败系列案中，“落马者”几乎清一色都是企业或部门一把手，且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

 

三是与权力腐败相互交织。国企既不是完全的公共组织，也不是纯粹的私人组织。这一属性决定了国企与党政机关关系密切。在现行体制下，国企高管通常被称为“红顶商人”，他们具有的行政级别使自身可以从容地游走于政商两界。同时，国企在地方经济中通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可以向地方政府输送政绩，而且可以向地方党政人员输送例如安排子女就业等个人利益。国企与地方党政权力过于密切的关系，使得国企高管职务犯罪案件经常与地方权力腐败案件相互交织。

 

四是犯罪嫌疑人外逃可能性大。随着国企逐步融入国际市场，国企与境外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些国企甚至在境外建立了分支机构，国企高管经常赴境外出差、学习和考察。这种情况下，一旦东窗事发或预感大祸临头，他们既有机会也有能力长期滞留或外逃境外，为职务犯罪案件的顺利查处增加困难。

 

国企腐败的根本原因

 

国企滋生腐败的原因众多，与相关人员的贪婪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密不可分，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畅。

 

一是国企市场化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相较以往，国企的企业特征更为明显。但是，就总体而言，其市场化程度依旧不高，行政组织特征依然明显。目前，国企大多由中央或地方的国资委出资设立并直接管理，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名为企业，却通常享有超市场化的特权。同时，国企与党政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也为权力寻租预留了空间。

 

二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成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国企虽然大多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但“三会”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存在虚设化的情况，并未很好地实现权力制衡的目标。国企权力依然过度集中于行政机关和企业领导班子手中，这就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对国企高管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目前，国企高管在选用方面大多采取任命制，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难以对其开展行之有效的监督。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企自主经营权不断扩大，行政监管部门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也难以对国企高管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一监督制约模式，衍生出“看的着，管不了；管得了，看不着”的尴尬局面。“贪似火，无制则燎原。”失去有效监督制约的国企高管仅凭自律很难克制贪欲之火。

 

四是国企生产经营信息不透明。国企是现代国家公共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其生产经营有必要的知情权。然而，由于国企往往沿用行政管理方式面对市场，其生产经营透明度较低，尤其是重大项目投资、重大资金支出、重大人事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三重一大”方面的信息，存在公开得不够及时、不够透明、不够规范等问题。这就导致民众无从了解国企的实际运行情况，无从开展监督，从而为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

 

国企反腐应重视制度建设

 

国企腐败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决定了国企反腐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在保持打击国企腐败高压态势的基础上，要不断加强国企制度建设，有效挤压国企腐败存在的制度空间。

 

一是稳步推进国企市场化进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国企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石，立即全部和彻底实现市场化既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也不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国企市场化应有序推进、蹄疾步稳、积微成著。当前，可以进行分类改革试点，将国企划分为公共政策性企业、特定功能性企业和一般商业性企业，逐步去除其行政化，使市场而非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在增强国企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其对腐败的免疫力。

 

二是健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保障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履行职权，努力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协调运转又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注重协调好“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党委会与董事会的关系。对此，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既要保障董事会行使相应的决策权，也要确保党委会发挥总揽全局的保障作用。

 

三是完善国企监督体制机制。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当前，国企权力运行并非不受制约，但屡屡曝光的国企高管“落马”案件表明，现有的监督制度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当前，应加大国企监督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度。在体制创新方面，应逐步推广向企业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强外部监督的威慑力量；在机制创新方面，应以构建“大监督格局”为目标，有效整合监督资源，畅通监督渠道，规范监督程序，逐步形成各监督主体信息共享、协调配合、程序对接的工作机制。

 

四是健全国企信息披露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企的“三重一大”事项要实行“阳光工程”，坚决避免企业决策的隐蔽化；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企业生产经营的各项信息，保障企业职工的知情权；此外还应丰富信息披露载体，拓宽信息公开渠道，使国企的各种信息尽可能地向全社会公开，以方便公共监督。

 

五是构建国企预防腐败制度体系。应全面收集国企廉洁风险信息，梳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风险主体，切实提高预防腐败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健全国企预防腐败工作机制，推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由宏观化、形式化、随意化向具体化、实质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办公自动化软件，采取“事过留痕”的监控信息技术，形成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立体监控网络，构筑起国企预防腐败的“高压线”和“防火墙”。（任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