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腐败成为一种“默认”的文化心理，那么反腐就是一场观念重构的价值观较量。以文化之力反腐是实现由“不敢腐”到“不想腐”的“治心”工程，旨在通过传统的廉政资源和当下的廉政实践的人文化成，让廉洁政治、清风正气成为社会常态。

文化“治心”的价值观革命

当前，“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如何实现“不想腐”？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

当年一位小学生“想做贪官”的理想，让多少人痛心疾首。“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是腐败现象对价值观的扭曲。价值观的扭曲源自于人们 精神世界在人文化成的社会生态。诸如“升官发财”的迷梦，“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谬论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官本位”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态中的文化 剩余。

造成这一文化剩余的因素是多样的，诸如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物本主义诉求成为自我价值的主体确证；社 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意义世界的坍塌，导致精神层面困惑并形成新的意义的迷失。被逐利目的所驱使的疯狂行为，使人们的精神在没有方向地一路狂奔。于是，没有权 力的向往权力，有了权力的渴望金钱，犹如资本家永远担心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面对频发、高发的腐败行为，以及滋生 于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蔓延，必须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铁腕行动打“老虎”、拍“苍蝇”，重在净化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如果说严惩体现的是一种决心和 速效，为治本赢得时间；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保障和长效，那么文化所彰显的是一种清廉政治生态的人文化成。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 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不仅是法律精神，更是一种“正心诚意”的观念再造和价值革命。又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的：“思想就是行动。”人们思想的出场即是行动，而行动本身又是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出场。从这一意义上说，反腐是文化“治心”的价值观革命。

传统廉政资源的文化剩余和当代自觉

传统文化，既赋予中 华民族根深叶茂的人文底蕴，也给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带来了不少的禁锢。廉政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如德政、仁政、礼治的政治思想，富民、利民、惠 民的经济理念，仁义礼智信的教导规范，文、行、忠、信的教育观念等都体现了廉政的诉求。如爱民勤政、执法公正、赏罚严明、克己奉公、节俭清正、谦虚礼让、 尊贤任能等都体现了执政者的廉政情怀。作为一种中性意义的文化剩余，在优化现代政治生态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理性意义。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充分吸收借鉴古今 优秀廉政文化成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具有四方面作用。导向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目标；激励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激发公职人员勤政为民、勇于奉献的公仆 精神；凝聚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汇聚群众力量形成监督政府、抵制腐败的社会动力；约束作用，即通过文化倡廉弘扬法治精神，使人们养成遵规守法、严格自律的 行为方式。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积极发挥其人文化成的作用，实现“不想腐”的目标。

从文化剩余的 历史逻辑来观照，价值是历史的，作为传统中国廉政资源的“传统”也是历史的，具有历史性、继承性、稳定性、流动性、精神性、潜在性和现实性。它属于生成这 一传统的社会实践，并通过连续性的实践将此延传至今。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态中，蕴藏着厚重的政治资源，作为文化剩余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的，有精华 和糟粕。如“克己奉公”等廉政资源可以作为传统的“正能量”来补救当下的官德败坏。如官本位文化、潜规则心理等，潜在难以根除的“负能量”，则不能寄望于 此来直接治疗，否则，就可能是旧汤炖旧药。譬如，道德作为人类和谐共同体的组织法则，在不具备相匹配的外部制度的环境中，道德规范不仅难以起到自律的作 用，反而容易成为腐败的借口和掩饰。这种“去自律化”的道德高标，变成了“律他”的权力意志，久而久之，社会风尚日下，道德也就成为了没有现实意义的符 号。诸如“笑穷不笑贪”的“羡腐”现象则成为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社会文化心理。诸如由“变通”文化所支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积习，对于中央要求阳奉 阴违，在纠正“四风”问题上不断翻新手段，左右回避。如在公款吃喝上，变相隐蔽、由明转暗——“矿泉水瓶里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在送 礼收礼上，花样翻新、曲线送礼——利用微信红包或物流快递变相送礼；在公务用车上，另行落户、临时借用——将超标车落户到二级单位机构或司机名下。诸如此 类小聪明式的“创新”思维，依然可以看做是某些传统的文化剩余，当下与此相关的实践可能构成未来“传统”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 说，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我们之所以把它认定为“优秀”的并弘扬于当下，是因为它有助于确证符合当下时代主题的“政道”。所谓事实上的“精华”是有助于成就 当下廉洁政治生态的“正能量”。因此，自先秦至清之间的廉政文化，在价值理性上是以“家天下”的“治道”为价值取向的，作为一种支撑权力运行的文化力量， 具有普遍性的工具意义。之于当代意义的生成，则根植于当代中国“权为民所用”的“政道”实践。在当下的语境中，只要是切实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 生活的权力行为，自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我们可以用传统的优秀的廉政资源来治疗当下的腐败痼疾，而当下惩防腐败 的实践成果也将不同程度地构成正在生成的传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不急于把优秀的传统资源直接滋养于当下，而是以“政道”取向在打造廉洁政治生态 的实践中萃取传统廉政资源之精华，沉淀为属于时代实践的精神成果。

当代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人文化成路径

文化之力尽管可直接瞄准“不想腐”的目标，但不能就文化论文化，而应在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过程中逐步打造廉洁的政治生态。古语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生”字道出了反腐的人文化成路径。

其一，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坚持以铁腕行动切实扭转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打造廉洁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良好的社 会风尚破坏容易，建设起来则不易。政治生态中的“常见病”——“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 “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如何医治这些顽疾，就需要以铁腕行动切实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反腐倡廉工作的常态化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成为社会常态。

其二，立足实践、革旧鼎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政价值观。文化以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为主要特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渗透力。文化倡廉最大的作用是形成普 遍且持久的社会共同认知态度与价值取向，并借以引导社会舆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腐败者置身于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个人心理压力之中。当前，在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净化社会风气，优化政治生态。立足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实践，努力弘扬优秀传统廉政文化，通过培育和践行以为民、务实、清 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廉政价值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价值取向，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其三，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坚持以廉政领导力形成社会感召力。古语说，“官清民风正，吏廉民自安。”“廉吏，民之表也。”八项规定出台，狠刹“四风”行动，全国各地出 现了可喜气象。干部戒奢以俭，民间也兴起了“光盘行动”，高端餐饮纷纷转型平民化；公款节礼被禁，带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社会交往回归情感。领导干部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我们的社会就迎来了正气上扬、浊气下降的转机，那些被腐败现象、不良风气颠倒的是非观、价值观，开始得到纠正。 公正廉洁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一旦形成，社会将在低交易成本环境下运转，若再有谁通过腐败破坏社会公正，违反法规制度，提高他人社会交易成本，自然会得到 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其四，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以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强化环境育人。文化倡廉重在以廉政文化建设为核心、以廉洁教育 为引导。廉政文化的养成是在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下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的。当代中国的廉洁教育，着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 育，旨在增强广大公职人员秉公执法、廉洁从政的道德自觉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进而有效地监督和抵制腐败。在丰富和拓展廉洁教育的内容方面；一 是把廉洁教育融于公职人员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洁教育；二是创新路径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努力形成良好 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占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