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人们为此提出了种种反腐败的方略，而这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问题。笔者在这里试做一梳理，现列六条，兹述如下：

一曰不能。尽量使执掌权力者不能或难于下手以权谋私，这方面需要清晰且严密、细密的制度规定，从严格的现代会计制度一直到制衡权力的有效法律，务使有权 力者只能用权力来服务于公众和公益，而无法用它来谋取个人私利，使任何大笔款项或资源（包括官职）的动用都不是一个人就可随意说了算、一支笔就可轻易作决 定。如果真能落实好这一条，可以预先防止多少官员犯罪？那些严格的规定看起来是约束他了，限制他了，但最终却可使之不身陷囹圄、乃至家破人亡。的确有一些 贪污者是因为太容易得手，用他们的话说是“想不拿都不容易”，于是始则湿鞋、继则没顶。

二曰不敢。如果说上一条途径主要是事先的 防范，则这一条途径则是通过事后的惩罚使人不敢以权谋私，即不仅使弄权者得不到好处，乃至身败名裂，同时也对他人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但这里更起作用 的可能还是刑罚的必定性而非一味的严酷性，即陈毅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三曰不必。这类似于一些人所说的“高薪养 廉”，但这种“高薪”究竟应当高到什么程度却需要根据国情和社情而定，必须是“水涨船高”，而不能是“穷庙富方丈”。当然，反过来让掌资巨万的官员个人生 活很拮据也不现实、甚至危险，他们的确还是需要和自己身份相称的、一般来说高于社会平均线的生活水准。这有助于使他们自重，甚至也有助于权力的正常履行， 只是这种差距不宜拉得太大。

四曰不屑。这一条很少人说，但其实也很重要，它涉及人们的价值追求，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 生活。它主要指的是如何保证或提升官员阶层的涵养、品味、审美趣味，使之不致斤斤于物欲，眼睛里只看到钱。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固然也不乏贪鄙者，但由于他 们一般都是通过科举从诗文进身， 有相当不错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铜臭气也许就不那么浓，任官以后，即便从个人喜好而言，他们也多不会一意只想敛财，还有琴棋书画等许多文化和精神方面的 追求和满足，而一般不会毫无止境地贪婪于物质。而我们设想，今天的一个花大价钱买官者，他的目的会是什么？他难道不是想狠狠地捞回来？如果卖官鬻爵成风， 整个官场的气氛又会怎样？

五曰不忍。不忍是指培养一种对他人的同情之心，尤其是对治下穷困百姓的恻隐之心。所有贪污受贿、中饱私 囊的钱财，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无非都是民脂民膏。还有直接贪污社保基金、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等百姓的血汗钱、保命钱的，更是于心何忍？有些干部本来 也都是下层出身，不难目睹到许多老百姓的贫困，如果他们还有一点恻隐之心的话，大概也不致成如此巨贪。

六曰不欲。古往今来一直有 理欲之争、义利之争，普遍禁欲不可取，但通过道德理性节制物欲却是可行且应当的。这里不仅需要培养一种公民义务感，还要有一种对自己职责的敬重心，并通过 这种责任伦理约束自己的私欲，不以不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的确也是人所难能，所以还需要从节 欲做起。为官至少应做到：“虽有所好，不以其道，君子不为也。”不以权谋私是对担任公务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以上六条，第一、二 条可以说主要是靠法，而如果说侧重于事先的“不能”主要靠从宪法到制度规章各种正面规定职责权限的法规，侧重于事后的“不敢”则主要是靠罚，即靠负面之 法、刑罚之法；第三、四条主要是靠养，但如果说“不必”主要是靠外养，而“不屑”则主要是靠内养，外养是养身，内养则是养心，如果只讲外养，不会有觉得够 的时候，只有同时养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宁静；第五、六条主要是靠德。“不忍”是靠充实和光大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潜存、但也容易放失的恻隐之心，而“不 欲”则主要是靠一种需要长期训练的节制不当之欲的道德理性。

至于以上诸条的性质和地位关系，则可以说，前三条主要是他律，是外在 的限制，是要注重制度的建设；而后三条则是自律，是内在的限制，是要注重个人的修养。后三条应当说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人好了，行为才会 好；心正了，行为才能正。但前三者则是更优先的，尤其在腐败严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它们作为制度手段最直接、最稳定、最容易迅速见效，也能够对绝大多数 人起作用。这两方面自然可以互补、甚至也必须互相支持：持续一贯的他律将有助于自律，帮助人们养成自律的习惯，否则仅靠自律和自勉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坚持 的；而外在的他律也必须同时依靠自律，否则也将是防不胜防、罚不胜罚、养不胜养。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笔者并不是说只有以上对治 的六招，更不是说以上六招拿出一招就可致其死命，相反，甚至可以说所有招都用上也不一定就能使权力腐败完全销声匿迹，因为这还和权力的本性有关。权力腐败 有多种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权力的本性就有其可能导致僭越和腐败的一面。然而，除非你愿意要一个无政府的社会，而那就和堕入“人 对人是狼”的丛林状态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社会必须给某些人以超出一般人的权力，让其进行管理，没有权力就无法完成这管理，但实施这权力的又都是现实的 人，若无恰当的制衡，很难不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所以，人类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同时又需要驯化和制约政治权力，这会是人类一个永远的任务。

所以，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法治政府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外部，即来自社会，来自舆论、媒体、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的监督； 二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而没有涉及获取极端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或 “理想”的问题，而那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伦理学家 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