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常常被认为是法治建设当中的薄弱环节。服刑人员中的“有权人”、“有钱人”，较之普通服刑人员减刑间隔时间短、减刑幅度大，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有的服刑人员甚至通过假计分、假立功、假鉴定等手段违法获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让法律的严肃性受到质疑，隐藏在其背后的，一方面是权力的肆意妄为，一方面是司法实践的弊端。

有鉴于此，广东高院正积极筹建减刑假释专门数字化法庭建设，努力实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同时协调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共同推动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罪犯的减刑假释需要由监管执行机关考察呈报，最终由法院审查裁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执行机关呈报的罪犯减刑假释，法院最终驳回或改动减刑假释幅度的情形和比例相当小。如此一来，无形中给了执行机关不受约束的权力。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减刑假释，原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在“权力寻租”的诱惑下，日益演变成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而饱受诟病。

回顾此次广东省法院系统对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要点——对服刑人员平时劳动表现情况和考核奖惩情况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统一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争取监督无盲点，以公开倒逼公正。这是程序上的公开透明，以此来避免腐败运作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司法制度上的建设，即推动树立实质审理的理念，让刑罚执行机关和检察官在庭审中充分举证质证，充分对抗，做到“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讲在法庭”。

想要确保减刑假释的权力关进笼子，关键还得让减刑假释程序回归司法属性，让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落到实处，当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时候，针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提请减刑假释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提请减刑的幅度是否适当等，向法庭提出具体意见和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不少贪腐官员“落马”，如果不能织密减刑假释的笼子，好不容易查处的贪官，接二连三被减刑，甚至直接办理保外就医，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将大受影响。因此，必须织密制度之笼，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权，避免减刑假释成为某些人的“特权通道”。（刘晶瑶）